的草地上，大批亲朋故旧、师生好友和苏联专家前来拜访并受到热情招待，曾、俞夫妇在此度过了一段温馨难忘的岁月。其间，像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一样，俞氏姐妹也受命通过广播电台向台湾喊话，对她们的哥哥、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做“统战工作”。曾昭抡还奉命与俞大絪、俞大缜，以及俞大维的胞弟、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博士、著名植物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俞大绂及家人，于燕东园自家小院的草坪上，照了一张看上去很幸福美满的合影交给当局，说是通过某种渠道传到台湾俞大维手中，争取其“觉醒”和“反正”，弃蒋投共，回到人民的怀抱云云。只是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未过几年，曾、俞夫妇就稀里糊涂地踏进了鬼门关。

    1957年7月，曾昭抡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随之撤销本兼各职，停止工作，自谋生路。与一般政客和官场的混混儿不同的是，对于曾氏来说，撤销职务对他并不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一生最看重的还是学术生命。在曾昭抡去世之后一些回忆和纪念文章中，多数人把曾氏描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程度的书呆子，对于治学之外的事情常常心不在焉。如潘光旦对费孝通说过曾昭抡一件事：“一次天空阴云密布，他带着伞出门，走了不久，果然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湿了，他仍然提着那把没打开的伞向前走，直到别人提醒他，才把伞打开。还有一次在家里吃晚饭，他不知怎地，心不在此，竟拿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爱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于晚上穿着衣服和鞋袜躺在床上睡觉是常事。”费孝通进一步补充说：曾昭抡干起事业来，连家都不要的，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一回事”。另据俞大缜晚年回忆说：“在我近八十年的生涯中，还未见过有他那样专心治学的人。他用功到了精神非常集中的程度，以至有时竟像一个‘傻子’。记得有一天，我从北大回家，路过沙滩前，只见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着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我走近他身边，他也不理我，仔细听他说话，原来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我同院邻居一位老先生，曾在北大当过职员，他对我说过：‘你那位亲戚曾昭抡有神经病，我亲眼见他对着红楼前的木柱说话。’”

    《诗·王风》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若说曾昭抡有神经病显然是“不知”之故。与曾氏同为“六教授事件”之一的费孝通，算是对曾氏的思想言行较为同情、理解的一位。费氏认为，曾昭抡在生活中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用“志”来表达，即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曾昭抡包括与曾氏同辈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的心中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而“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一生中不可移动的目标了”。

    费氏之言，对曾昭抡应是公道的，但对“现在的人”之说似乎有些偏颇。自人类有史以来，有费氏所指的那种志向、毅力和恒心的人并不多，而有志向、恒心又有大成就者更是少之又少，曾昭抡与陈寅恪等一代人杰，算是少有的异数，可谓高山灵芝，空谷幽兰。而灵芝与幽兰的产生自然与它生长的环境、气候等诸多条件密切相关，曾昭抡的“志”与一生成就的事业，也自然地与他的门第家风有密切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略知湘乡曾氏家族历史，或者进一步通读曾文正公家书者，便知其言不谬。清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时年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