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

    赵俪生所述的这一切，陈寅恪不见得知道，但对政治与人事比较敏感的他完全可以从飘浮的空气中感受到时代的冷热，以陈氏的性格和思想，不愿充当“被征服者”而北返“受降”已是必然。对此，在清华与陈寅恪做了几十年同事的冯友兰，曾引俞樾会试典故引出陈寅恪学术思想之根本。遥想当年，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才子俞樾（南按：红学家俞平伯曾祖父）道光庚戌进士，改庶吉士，以复试诗有“落花春仍在”之句，为曾国藩所赏识，散馆授编修，俞樾因其名所居曰“春在堂”，所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按冯友兰的诠释，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除本身是留恋光景的佳句，当别有所感，即“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陈寅恪曾言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所乎湘乡南皮之间。”而湘乡（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之乱是名教中的“奇变”。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洪杨之乱就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就是名教与反名教的斗争。曾氏本人也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工艺，但要使之为中华文化服务，即“同治维新”的主体。而南皮（张之洞）则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并用八个字作了概括，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诗无达诂，俞樾这句“花落春仍在”的诗，可以看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寓言。

    由俞樾的诗和曾湘乡、张南皮的思想一路延续下来，便有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的内心痛苦，从而在社会剧变和鼎革之际，王、陈二人，一则自沉，一则突走。据此，冯友兰认为：“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陈寅恪突走的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