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晗一旦得到赦令，一瘸一拐地回到只供容身的小黑屋里，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将毛主席亲自签名送他的那本《毛泽东选集》著作捧在手里，以虔诚、崇拜加迷惑不解的复杂心境反复诵读。只是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越看越感到心绪茫然。他不断在内心自问，自己尽管没有当年的苏秦、张仪之才，但作为一个不咸不淡、多少有些名声的革命“斗士”，在国共两党之间合纵连横地捭阖了这么多年，何以最后“斗”出了这么一个名堂？

    当时的吴晗尚未意识到，这个“名堂”对他来说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比他资格更老，官帽子更大，权势更不得了的高官大员更感到冤枉和委屈。开始批斗彭真的时候，彭更是不服气，自己乃一介老革命干部，为何要把我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于是，彭真在批斗会上强烈辩解道：“‘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是我最先提出来，也是最早喊出来的。”按照一般的逻辑，难道一个最早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会反对毛主席吗？彭真想不通，并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待遇和肉体遭受的折磨大喊冤枉。但时势比人强，特殊时期自有特殊的逻辑和对事对人的方式方法，何况即是每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之人，也不见得就是真心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当面哈哈笑，背后下毒手”的多头巨人也不是没有，且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推崇和讲究权变诡吊之术的中国人群中，弑君弑父者可谓屡见不鲜，触手可及，五步之内必有谋此诈术者。

    当然，这时的彭真想不通，而吴晗同样是整不明白。但不管你明白还是糊涂，都必须面对现实和这个越来越凶多吉少的“名堂”。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一个月后，妻子袁震被送往郊区劳改队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专政”。吴、袁夫妇由此开始了更加酷烈与凄惨的厄运。

    1969年春，身体几不能站立的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就在她回到家的当晚，住在同院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闻讯，特地送来一碗袁氏最爱喝的红豆稀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稀粥竟成了“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垮掉的袁震当天夜里病情加重，脸色青紫，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其时只有10岁的养子吴彰与养女小彦，立即用平板车把母亲拉到医院，由于袁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没摘帽的右派分子，院方将其视为阶级敌人而拒绝接收抢救。熬到翌日凌晨，躺在医院大厅一角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于惨淡的星光映照中，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归天。据说，直到女儿小彦去太平间为其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走后，夫君吴晗与两个孩子的命运会将如何？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到吴家门外招呼吴彰与小彦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闻讯异常兴奋，一蹦三跳地蹿了出来。当二人来到大门口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停在门前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心头立即掠过一丝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尸体就在车上。”

    犹如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先是号啕大哭，继而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将小彦的手扒开，道：“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闻听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人事不省。在场的医生忙把她抱起来救治，望着这位瘦小的姑娘脸白如纸的面容，医生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身穿黄军装的大汉，对姐弟俩厉声斥责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啃……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的！”说罢，招呼众人上车。

    装载吴晗尸体的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