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应该说吴晗的这个预感是对的，未出几个月，大树梢头已响起了飓风的呼啸之声。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两位史学界大佬的名并旧事重提，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并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云云。同时，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搞“独立王国”。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两次同康生单独谈话，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特别指出，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以及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后，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云云。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时把消息透给了江青。与康生同系山东诸城籍人士且关系友善的江青闻讯，自是心领神会，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对吴、翦等辈和背后“大学阀”的讨伐，形势随之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3条罪状。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胆大包天的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长篇战斗檄文。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自此，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再度提高，态度也更为激烈。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江青化名的高炬、关锋化名的何明，以及姚文元、戚本禹、阎长贵等辈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并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