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去世一年零十一个月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予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予盾，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伟人的一声号召，使两个月后的“大鸣大放”达到了高潮。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此后，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展开。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内部下达，自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右”序幕。头悬利剑，许多人已进入张开的网中，只是这个时候大多数入网者还蒙在鼓里浑然不觉，仍在继续着鸣放的迷梦。为此，毛泽东对党内干部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之后再加以收拾。“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社论。此后，全国性大规模“反右”风暴开始，给历史留下最悲怆的影响是一网打尽数十万知识界精英，开创了现代中国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例。“在以后一连串政治斗争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浮沉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反右斗争’毫无游戏规则的政治变幻。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后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首当其冲的是“章罗联盟”的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名动朝野的“六教授事件”出笼。据童第周回忆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有一个‘章罗联盟’。过去高教部和科学院有矛盾，我到北京后，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化。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很多人想到科学院来工作。高教系统提出取消科学院，科学院应分散到各个大学去。当时民盟提出：成立一个科学体制委员会，民盟科学体制委员会有我、钱伟长等人。沈钧儒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我发言的中心思想是科学院不能取消。我的发言当时已刊登在《争鸣》杂志上。”又说：“后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高教部（杨秀峰等人）和科学院（张劲夫、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我、范长江、于光远、胡乔木等）的联席会议。在毛主席办公室召开的，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我当时的意见是两者都要存在，要互相合作。每人发言后，毛主席说：‘我给你们划条三八线，都要存在，不要再拉绳了。’”

    童第周与夫人叶毓芬当年离开李庄后，流亡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抗战胜利复员时又来到了他早年任教的山东大学，先后出任动物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等职，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三所高校走出来的唯一一位院士。1956年，童第周调任中国科学院任生物学部副主任，同时兼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他所说的在毛主席办公室开会，就是以中国科学院要员身份参加的。会议之后，按童第周的说法：“由于我清楚这个情况，所以没有去参加民盟的‘体制问题’会议。有一次进城开会回来，路过民盟中央，进去一看，华罗庚、曾昭抡、千家驹等正在讨论‘体制问题’，并订了几条。我去了大约一小时，没有参加讨论就走了。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