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对此，张光直曾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报告中的“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据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2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后五年，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对此，报告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李济，在《一零零一号大墓报告·序言》中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成果，经过了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和桎梏，居然在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特殊形式出版问世，倘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