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回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惋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学家高去寻，在梁思永原稿的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二十多年，终以《侯家庄》为总标题陆续分册出版。

    1935年，25岁的高去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入主史语所时，著名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算是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当年史语所考古组安阳发掘者共有十位青年才俊，号称“十兄弟”，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尾末了。对于高的为人为学，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极为看重，高去寻于北大毕业时，被讲究“拔尖主义”的傅斯年当做“尖”拔到史语所效劳。到了安阳之后，高氏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又受到梁思永欣赏喜爱，遂当做自己的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当时史语所的前辈们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想不到后来真的部分地成为现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中，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1800座墓葬中，亲自视察摸索过约300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了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既然非此即彼，中间无转圜的余地，相忘于江湖，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真的相忘，又谈何容易？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还是被台湾孤岛上的史语所同仁所知，只是消息传播的渠道别有一番况味。据石璋如说：“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时傅斯年早已撒手归天，史语所所长由董作宾出任。受梁思永去世的感情刺激，为了完成梁氏未竟的事业，对安阳发掘的同事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代，董作宾、李济等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此时董作宾与李济更坚定了高氏就是梁思永衣钵传承人，这一观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得到证实。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台北的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原同事赵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