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花落春仍在
生,后来成为考古所夏鼐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安志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梁思庄女儿吴荔明回忆说,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都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22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1954年4月2日,我照常骑车到了人民医院,传达室老大爷说‘姑娘,不用拿牌子快上去吧,你舅舅去世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我转身看见很多小卧车停在院中,我腿软了,扶着楼梯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在灰暗的楼道里我一眼看见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驼背的身躯,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叫了一声‘二舅!’他悲伤地拍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进病房去……三舅妈镇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伤心至极已哭不出声倒在门口一个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叫着:‘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颗考古学巨星在他50岁的英年陨落了,同仁闻讯,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碑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郭沫若敬题梁思永随风飘逝,但他生前的功业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大地。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有学术界中人士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绿豆粒般大小的官僚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乌烟瘴气的宦海中,尤似一个整日战战兢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小芝麻官了,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说,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么呢?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却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那句名言一样,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李白在《江上吟》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