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固。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中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之后，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这年的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急送台大医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转并出院，迁居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可惜好景不长，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9月3日，胡适在致好友李书华信中带有哀惋之情地说：“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此时的胡适自觉已到了衰老不堪的岁月，说不定哪一天就悠忽登了鬼录，遂写信召在纽约的夫人江冬秀赴台。10月，江冬秀从美国抵达台北，一家人始得团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适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适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言，打牌名星江冬秀带来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点炭火，与茫茫雪原比起来仍十分微弱，胡适心中的大孤独与大悲凉仍不能融解消除，这种孤独与悲凉除了蒋氏政权施加的政治压力，还有一帮号称文化“斗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断向胡氏掷出匕首、投枪加冷箭，企图对胡予以毁灭性打击。对于胡的处境和　 　 “新儒家”的阴谋，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梁实秋曾经提及“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的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书生出身的梁氏对胡的处境未免太过于乐观，既然对方剑锋已经出鞘，哪里有弄一点《胡适与国运》就善罢甘休的道理？大规模的反扑与打击很快接踵而至。

    这年11月6日，进入衰朽之年的胡适应国际开发署之邀，强撑身体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演讲，此为胡适生前关于中西文化、科学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发言。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e　 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又说：“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