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钧跟家里说，上海那个事情，他决定辞职了，另外也还有些未了的事情，需要去一趟。他回到上海来，在叔惠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就到厂里去见厂长，把一封正式辞职信交递进去，又到他服务的地方去把事情交待清楚了，正是中午下班的时候，他上楼去找曼桢。他这次辞职，事前一点也没有跟她商量过，因为告诉她，她一定要反对的，所以他想来想去，还是先斩后奏吧。

    一走进那间办公室，就看见曼桢那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披在椅背上。她伏在桌上不知在那里抄写什么文件。叔惠从前那只写字台，现在是另一个办事员坐在那里，这人也仿效着他们经理先生的美国式作风，把一只脚高高搁在写字台上，悠然地展览着他的花条纹袜子与皮鞋，鞋底绝对没有打过掌子。他和世钧招呼了一声，依旧跷着脚看他的报。曼桢回过头来笑道：“咦，你几时回来的？”世钧走到她写字台前面，搭讪着就一弯腰，看看她在那里写什么东西。她仿佛很秘密似的，两边都用别的纸张盖上了，只留下中间两行。他这一注意，她索性完全盖没了，但是他已经看出来这是写给他的一封信。他笑了一笑，当着人，也不便怎样一定要看。他扶着桌子站着。说：“一块儿出去吃饭去。”曼桢看看钟，说：好，走吧。径自把那张信纸拿起来叠了叠，放到自己的大衣袋里。曼桢笑着没说什么，走到外面方才说道：拿来还我。你人已经来了，还写什么信？一面看着，脸上便泛出微笑来。曼桢见了，不由得凑近前去看他看到什么地方。一看，她便红着脸把信抢了过来，道：“等一会再看。带回去看。”世钧笑道：“好好，不看不看。你还我，我收起来。”

    曼桢问他关于他父亲的病状，世钧约略说了一些，然后他就把他辞职的事情缓缓地告诉了她，从头说起。他告诉她，这次回南京去，在火车上就急得一夜没睡觉，心想着父亲的病万一要不好的话，母亲和嫂嫂侄儿马上就成为他的负担，这担子可是不轻。幸而有这样一个机会，父亲现在非常需要他，一切事情都交给他管，趁此可以把经济权从姨太太手里抓过来，母亲和寡嫂将来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可能不辞职了。当然这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将来还是要出来做事的。

    他老早预备好了一番话，说得也很委婉，但是他真正的苦衷还是无法表达出来。譬如说，他母亲近来这样快乐，就像一个穷苦的小孩子捡到破烂的小玩艺见“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认为哲学以价值世界为对象，只，就拿它当个宝贝。而她这点凄惨可怜的幸福正是他一手造成的，既然给了她了，他实在不忍心又去从她手里夺回来。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但是这一个原因，他不但不能够告诉曼桢，就连对自己他也不愿意承认——就是他们的结婚问题。事实是，只要他继承了父亲的家业，那就什么都好办，结婚之后，接济接济丈人家，也算不了什么。相反地，如果他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将来他母亲、嫂嫂和侄儿势必都要靠他养活。他和曼桢两个人，他有他的家庭负担，她有她的家庭负担，她又不肯带累了他，结婚的事更不必谈了，简直遥遥无期。他觉得他已经等得够长久了，他心里的烦闷是无法使她了解的。

    还有一层，他对曼桢本来没有什么患得患失之心，可是自从有过慕瑾那回事，他始终心里总不能释然。人家说夜长梦多，他现在觉得也许倒是有点道理。这些话他都不好告诉她，曼桢当然不明白，他怎么忽然和家庭妥协了，而且一点也没征求她的同意，就贸然地辞了职。她觉得非常痛心，她把他的事业看得那样重，为它怎样牺牲都可以，他却把它看得这样轻。本来要把这番道理跟他说一说，但是看他那神气，已经是很惭愧的样子，就也不忍心再去谴责他，所以她始终带着笑容，只问了声：“你告诉了叔惠没有？”世钧笑道：“告诉他了。”曼桢笑道：“他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