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执法能让我接受一点，但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象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的那样：即使理遇到这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因为无论是好的还坏的情感，一旦被纵容，最后都把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

    1999年5月8号，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这首的北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的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直到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介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荫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也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它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一在本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间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映这一事件。

    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汇到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是有价值的。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眠的。

    凌晨三点多钟，我开始写结尾语，这个时候，我知道，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我在节目的结尾语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号，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几枚凭空而至的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这种人间温情，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然而面对1999年5月8号，我们仅有悲伤、痛苦与气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这个世界并不象善良的人们相信的那样善良，霸权与侵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要相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心中强大的中国梦尽早变为现实！“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初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的痛苦，情感无数次想挣脱理智的束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泄愤怒，但最后还是在气愤与理智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因为正如我在结尾所写的：仅有骒不够的。

    在事情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