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一夜，在长江的大堤上，抵抗洪水已不是土堤而是人堤，在这密不透风的人墙面前，太阳从宽阔的江面上升起，也许是畏于中国人不怕死的气势，洪水从这一天开始，慢慢减弱了锋芒，胜利离中国人越来越近了。

    直播终于没有进行，我无法想像，一旦分洪令下达，那将是中国人记忆里怎样的五个小时直播，而那五个小时，我们又将在怎样的牵挂和不忍中度过。

    一场可以留在电视史册中的直播终于在现实中消失，然而远方灾民的家园却保住了。那分洪代表手中拿着的罐子，那其中的泥土不再是故乡最后的泥土。我们幸福和快乐地失去这次直播，并欣慰。然而八月十六日到十七日那十几个小时，在我们的抗洪记忆中再也无法抹去。

    立在松花江的江堤上

    八月二十日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其实在平时，我很少过生日，印象中就是在85年过了一次比较正式的生日，因为那一年的8月19日我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与其说是第二天过了个生日，不如说是家人想庆贺一下我考上了大学。而在大学期间，虽然宿舍里平时谁过生日，我都会格外地张罗，但是我的生日正好是在暑假里，难得同学相聚，一次次也就随意地过去。

    可能是三十岁生日有些特别，因此哥哥嫂子和侄儿也都到北京来过暑假，加上早已在北京的妈妈，大家都希望能过一个全家团聚的生日。

    但大水面前，一切都得改变，似乎有预感，8月19号我抽空陪哥哥嫂子侄儿玩了整整一天，晚上把他们送进电影院，自己留在家里。果然接到了主任的电话，告诉我，前线需要主持人，希望尽早打点行装，明天就出发到黑龙江。

    当时评论部的主持人方宏进已经在长江大堤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赶到第一线，黑龙江又是我出生时的故乡，自然责无旁贷。

    8月20号晚上，我和同事赶赴机场，向哈尔滨进发。

    机场里的情景很有趣，在办手续时，去哈尔滨的人很少，同事和我打趣：现在人们都从灾区往外跑，可能只有记者往里去。大家都笑了。

    飞机上人很少，一个半小时后，飞机落在哈尔滨机场。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到处是水漫公路的情景，这是在后方体会不到的。

    在路上已和早到哈尔滨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到达驻地后，黑龙江省防汛办的专家已在场，我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了解情况。晚上十一点多，和摄像赶到松花江大堤上，去为第二天早上的《东方时空》制作节目。

    到达熟悉的松花江畔，场面早已不同以往，松花江抗洪纪念碑周围灯火通明，到处是人，到处是麻包垒起的堤，江面高得有些怕人，而堤的这一边，就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熟悉的景致面前是自己一种不熟悉的场面和心情。大水终于不再是想像中的画面，而变成了真实的场景。

    差十五分零点，我开始报道，心情很复杂。这忙碌的一天竟是自己的三十岁生日，想起来挺有纪念意义。人说“三十而立”，自己事业上虽说没有什么可立之贺，但身体却确确实实地立在了松花江大堤上，这个三十岁真的有些特别。

    不过这种感触只是一闪念，我对谁也没有说，报道过后，迅速把画面用卫星传回北京，几个小时以后，大家就在《东方时空》中看到了我立在松花江边的报道。

    几天中一直是在缺少睡眠的状态下忙碌，心情随着水位的变化而起起伏伏，很多情节都是在后方感受不到的。哈尔滨人是热情的，在大堤上，一边是忙碌的抗洪军民，一边是自发运送给养的市民，大米粥喝完，绿豆粥又来了。难怪心存感激的抗洪军民会开玩笑说：早知道有绿豆粥我就不喝大米粥了。

    哈尔滨市民的生活一如往昔，商业区繁荣依旧，大街上依然人来人往，只有偶尔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