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季，对于我们干新闻的来说本来应该是个淡季，在我们的设想中，1997年大事不断，从小平去世到香港回归再到三峡大江截流，新闻人过了忙忙碌碌的一年，而1998年则应该是个缓冲，因为1999年是国庆五十周年，再加上澳门回归和年末的跨世纪，又会是一个不亚于1997年的忙碌之年。1998年，除了年初的两会报道和年底的改革二十年报道最为吸引人外，年中则稍显平静，大家都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一下喘口气。但谁也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算不如天算，一场从南到北的大洪水不仅使原本想轻松一下的新闻人过了一个更忙的夏季，还把全国民众的目光都卷入其中。

    那一场大水使得那一个夏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在国人的心中留下鲜明的记忆。在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呈现出可以共患难的一种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反思在洪水退后开始在我们很多人脑海中升腾起来：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能共渡患难，而不善于在灾难过后汲取教训，那还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水已经退去很久，但由此引发的反思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却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中退去。

    写下这个小标题，并不是想记录大水在中国南北的初起，因为对于很多和洪水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场大水的袭来，早在98年的年初就有了预兆，只是由于新闻关注的不多，最后大水的到来才显得有点突然。

    而对于我们这些干新闻的人来说，对大水的到来也并没有比民众感知的早多少。只是到了七月底，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些异样。但由于这次洪水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新闻没有得到全面报道的授权，因此零星关于洪水的消息，使得民众和很多记者一样，认为南北的洪水和往年一样，是偌大中国每年都少不了的小灾小难。

    但进入八月初，陆续有前方回来的记者把那里的灾情告诉我们，加上有些报道已经日显凝重，灾情的面貌开始显现，我们有些忧虑，但是大规模报道由于授权有限，还没有到全面铺开的时候。

    8月8日是个周末，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些人在郊外开会，探讨《东方时空》节目改版方案，会议很成功，一个接近清晰的改版方案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回到城里，准备在8月10号那个星期一向领导汇报。

    而从8月9号开始，正好赶上我值《东方时空》的主持班。一进城，我就买了好几份报纸，结果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有很多人愿意到抗洪前线当志愿者。由于这时候，我们已经对洪水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也多了些不同以往的沉重感，因此我觉得这条消息透露出来一种精神，因此我就在8月10号的《东方时空》栏目中谈到了这个消息和前方的水情，并在节目中呼吁：人们想帮助前线的心情迫切，有关接受捐赠的部门能不能公开电话．地址，让人们的爱心有释放的地方。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关于洪水报道的计划全面铺开，一个忙碌的夏季开始了。

    八月十号中午，我们被呼到台里，领导向我们传达报道精神：从今天开始，全国新闻界要全面介入到抗洪抢险的报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火速制定了各个节目的报道计划，当天便有很多记者开赴前线。但由于路途耽搁和情况不熟，和洪水有关的节目大量做出来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首先要在《东方时空》节目中做应急反映。我提议，由于《东方时空》是CCtV每天第一档节目，因此我们应该每天半夜采访我们已派到前方的记者，填补夜间到凌晨这段报道空白，领导同意了我的提议。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变成每天晚上9点上班，先归纳其它新闻的报道，然后确定我们采访前线的哪一个点和让他报道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