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沉默了，隔了一会儿说：“不认识。”

    这样的一番对话在当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闭塞，也因此感受到，赵克清隔上半年一年来给他们放映电影该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儿。中国太大了，当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北京出发，当我们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在远方，有的人们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四十来岁的江兵开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拨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得最佳摄像奖的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也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账蓬，账蓬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在屏幕上无论放什么，对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的牧民来说都是新的。到后来，很多牧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赵的放映机一直在转，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静极了，因此电影的对话可发送的很远，屏幕前是孩子们聚精会神的眼睛和大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对于老赵来说，这是他无数个相似夜晚中的一个，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无数个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个，至今我耳边仿佛都能听见放映机那沙沙的转动声，不知我行笔至此，远方的老赵一切都好吗？

    太阳重新照在草原上，牧民们的生活又恢复往昔，女人们劳作，在无事的白天，男人们喝酒，孩子天马行空地游戏着。

    老赵又要上路了，去更远的一个游牧点。要翻过大山，我们多少都替老赵有些担心，但老赵却一片坦然，我和老赵一边折着帐蓬一边聊着，摄像江兵在一旁记录下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采访。在当时我并没有故意如此设计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采访是如此特别，没想到回来以后，这种纯自然和生活化的采访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

    和老赵要分手了，他将继续远去，而我们则要快速赶回北京，把这远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临走时，赵克清把一条祝福的哈达给了我，在节目中，结尾处是这个画面，但解说词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哈达其实是应该送给老赵的。”回到北京制片人时间亲自编了这个片子，我也很快写完了解说词，在一种内心情感的触动下，合作顺利结束。在《东方时空》播出百天的时候，特别节目播出了。很多天后，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经快忘了这件事，忽然却接到我们的编导乔艳玲的电话，告诉我：小白，你因为赵克清那个片子获得了《东方时空》第一次内部评奖中的最佳主持奖。在电话中我半天没有反映过来，不是因为获奖的激动，而是在电话里反问这条消息的内容：“什么，我是主持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提问，因为我从来只认为我是个记者，主持人这个称谓离我这种人太远了，但当这个奖项来临，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另外的路，前途是凶还是吉都得继续往下走了。

    我忘不了青藏之行，忘不了赵克清，忘不了草原上的那一夜，因为这次拍摄后来所获得的肯定，帮助我下了最终走上电视路的决心。

    几年之后，回头看当初走上电视路的情景，最该跳出和词语应该是“感谢”和“无心”两个，感谢是自然的，小崔、时间、我的诸位同事，怎么就能在当初，在那个本来没有我们这些人位置的舞台上，把我们推了上去，还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呢？这是一种眼光，是一种更前卫的意识，还是一种赌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