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对人生的浓缩还不够，但至少是我们一个不停追求的目标。“画虎画龙难画骨”，无论怎样的文章，是文字的还是电视的，对人物的经典刻画都是难的，也正因其难，探求人物的性格走进不同的人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我至今仍感幸运的是，当初接触电视走进的是人物栏目。如果说做其它栏目我更多的是一种付出，那么做人物节目我每次都是在获得，“东方之子”群体于我是一个大课堂，从第一天走进开始，前辈学者，时代精英便一一走进我的生活，注定了我在今后的电视生涯中，对人性和人生的关注成为每日的功课。

    有了第一次采访，接下来就欲罢不能了。当时时间和我们采访记者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在采访中达到“平等智商的对话”,作为一个采访者必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提问者,而是要在和被采访者的问答之中，把每一位“东方之子”最该被浓缩的东西展现出来，也正因此，我们这些外表上感觉“歪瓜裂枣”者才有走上电视的机会。不过在当时，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我的压力还是有的，在几位主持人当中，无论学历还是资历，我都是最低的，“平等智商的对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也因此在最初的一些节目当中我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品，不象胡健大姐采访张贤亮的片子，直到今天都被我们视为经典。难怪在多年之后，当大家又再次看到我在“东方之子”中的第一个采访时，都乐了，这种乐我相信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外表和现在反差太大，还有很多的内容。

    最初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想过《东方时空》会有日后的红火，大家颇有点只顾低头赶路的意思。节目开播不久，我们推销起自己的节目来都有点底气不足，因为太多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们到海南省采访，很多人的联系都颇费周折，不象后来“东方之子”这个栏目广为人知后，相对联系起来容易些。而在当时，每当有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心里都有一份喜悦。其实不光我们做节目的遇到很多困难，在经营方面好同样如此，现在《东方时空》的广告费很高也一般很早订完，可在最初，广告费很便宜但依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个钱，谁也不想让钞票在早间节目中打水漂。回头再看那最初走过的艰难之路，更懂了“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的我自然也没有太长的设计。93年5月底，我接到制片人时间的电话，问我想不想调进中央电视台，我没太考虑就拒绝了。“‘做电视’是副业”这种概念在我当时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当时在广播报，我正筹办着一张新报纸《流行音乐世界》，报社内部也把这件事当成了重点，甚至创刊号各个版的内容和样式都设计出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台长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在会上“高举起流行音乐这面旗”很给人一种振奋。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欣喜之中，觉得电视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没底，于是就拒绝了时间的好意。

    但走进电视看来还是我的宿命，过后没多久，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给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好吧，走。这个念头一出来，最后走进电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问过我，假如那张报纸办下来，，你和电视说再见不会后悔吗？我想不会的，一来人生没有假如，二来每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走上办报之路自然会依照另一种规则欣赏着路边的景致，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快乐，也许今天的自己会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寻找到另一种成就感。

    但最终，我还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电视人。

    但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还是依赖于一次同行对我的认同。《东方时空》播出一百期时制作了特别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