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哙。刘邦的一连串屠戮，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惟其如此，对于那些手上并无兵权身上又有骨头的人，则反倒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并无意义，不杀则可以表示宽容，改善形象，在政治上是合算的。何况刘邦对于那些硬汉子，又确有敬重之心呢！

    这就和项羽有些相同。

    项羽也是敬重硬汉的。鸿门宴上，尽管范增多次示意而项羽依然无动于衷，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并不阻止。可见当时杀不杀刘邦还在两可之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但樊哙进来以后，事情就变了。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形象已让项羽大吃一惊。听张良说是沛公的参乘（近侍警卫），便称赞说：“壮士！”等樊哙从容喝完一大斗酒，生吞大嚼一生猪腿后，项羽已为樊哙的“酷”大起喜爱之心了。因此，当樊哙回答他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并慷慨陈词，指斥项羽“欲诛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亡秦之续耳”时，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已作出了不杀刘邦的决定。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个硬汉英雄气节的崇敬和赞赏。

    这就是审美的态度了。这其实也是那个英雄时代的风尚。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对于英雄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审美欣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韩信初到汉营时，还是一个小小不然的公关先生。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行刑。轮到韩信时，正好一眼看到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便大声叫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这里说的“壮其貌”，并非以貌取人，更多地还是为其内在气质所吸引。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之人特有的审美直觉，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好歹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卓异之士在一夜之间由布衣而卿相，得到超常的提拔，又提拔得那么准呢？

    作为这个英雄时代的顶尖级人物，项羽和刘邦当然都是英雄。所不同者，只不过刘邦是流氓英雄，项羽是本色英雄。正如翦伯赞先生论项羽所言：“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翦伯赞：《秦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遗憾的是，他有勇无谋，坚而不韧，慷慨而不大方，坦白又有些小心眼儿，情感丰富却又感情用事，过于任性，没有远见，这才败给了喜用智谋、坚韧不拔、豪爽大方、胸有城府、理智实用、深谋远虑，而且能克制自己的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成败功过，全在他那英雄本色。这气质因为是英雄的，所以有审美价值；因为是本色的，所以无成功可能。项羽可爱也可悲。

    韩信则可敬也可怜。韩信的可敬，在于他虽然出身贫寒却心存高贵，身为下贱却志在上流，这是他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刘邦虽然在见到秦始皇时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却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动作，也没什么准备。刘邦的长处是善于学习，因此能在战斗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终于成就了帝业。韩信却是有准备的。当他在别人家混饭吃，在河边饿肚子，在项羽手下当郎中执戟站岗，在刘邦手下当连敖接待宾客时，他就一直在作准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相信自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正是靠着这一信念，他忍辱负重；正是靠着那些奋斗，他脱颖而出。

    韩信的可悲在于不彻底。这是他性格中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卑贱者如果存心高贵（刘邦并不存心，只是顺势），就不免会有了投机的成分。韩信吃亏就吃亏在这投机心理上。可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