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喳，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一。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