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高姐：

    您好！您不会介意我这样称呼您吧？因为我如果叫您法官，觉得不太合适。叫您高阿姨，您也没那么老，还是叫您高姐比较合适，也觉得很亲切。

    我非常感动，您能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您能来看我，让我感到您对我的关心，还有政府，也没有把我遗忘，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您给我带来的书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过得非常充实。这些书，让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识和素质上提高，我自己才会有进步。每次看到书里的那些话，就像是您在和我说话一样。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此前为李志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提讯和开庭时的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带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去看守所回访，应该说都在一个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即使自己花钱给李志伟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虑到李志伟的身世与家境，想尽快地帮她完成改造。前前后后，高洁都始终以一个法官身份出现在李志伟的面前。可是这次，李志伟真的给高洁出了一道难题。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

    反复揣摩，高洁越发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那天，考虑到李志伟自由之后将会回到的是一个清冷的家，不再有热热的饭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听到两位老人的训斥和唠叨，对李志伟来讲也只能是奢望。高洁本来是想亲自去接李志伟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个案子要开庭，身为审判长的她无法请假。为此，她专门跑了一趟居委会，对既是居委会主任又是老邻居的索奶奶说：“等李志伟回来后，一定告诉他跟我联系。”高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在了居委会。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连听爷爷奶奶的话都很少，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说也凑巧，高洁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餐馆，本来不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