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绪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放大，来掩盖艾绪强的心理变态。

    至于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认可的“仇富心理”，不过是艾绪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绪强的这种犯罪动因，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泛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恶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滥杀无辜、道德沦丧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为个体来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黑暗与暴虐，个体都应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绪强屠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绪强自身。艾绪强是弱势群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

    按理说“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我的阵阵厌恶，丝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绪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猥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理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钱不值。如果说，艾绪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