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很丧气的事。

    前一阵的—个医疗纠纷今天判下来了，毫无悬念地是我们输。现在病患已经找到窍门了。只要是患者告医院，一告一个准，稳赚不赔的。医生治病的同时，还得防着患者害你。如果一切顺利皆大欢喜，彼此都是朋友，但凡碰到一点意外，日子很不好过。

    我很难跟所有的患者说明白，人体的构造极其复杂，这是一台无可复制的仪器，同样的病灶同样的瘤子甚至同样的大小，开出来以后暴露在你面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Ct能看出来的只是表象，等你深入进去以后才发现各个瘤子千差万别，有的瘤子天生就比较蹊跷，长得另类，有膜的、无膜的、有血管的、无血管的、有畸形的、有寄生的、有瘤套瘤的。所有的情况，都在开颅以后的一刹那才知道是简单还是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跟病患家属谈话的时候，我们永远只能说—个概率，最好的状况也只有百分之九十五，没有一个人敢拍胸脯保证百分百成功。

    ，进科以后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写病史。这是个极其繁琐而乏味的工作，开刀也好，诊断也好，这是一个自我的提升和挑战，而写病史这件事，就好像一个原本是挥舞青龙偃月刀的英雄手里举的却是扫帚，你要认真推敲每一个字，争取做到万无一失。而病史这个东西是没有范例可循的，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样的病史是完美无缺的典范。这个不像是公文，找到模式，往里面一套，换个会议的名称和地点就能为你所用。这个不仅是记录病人的病情，治疗方案，术后愈合的资料，也是以备未来打官司的依据。—个病史。任何大夫拿起来都有修改的余地，总是不尽普尽美。

    组长教导我们，写病史看起来是最基本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却往往是医生生涯的终结书。要想做一名成功的医生，首先要保证自己是一名医生，有行医的资格。保护自己，这是医生的首要任务。

    我最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难受，感觉与当初我作为医生在旗帜下的誓言差距太大。我的任务是治病救人，挽救生命，而现在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

    几年下来，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组长的意思。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能保护，如何谈得上保护其他人的生命。

    这个打赢官司获得赔偿的病患，从良心上说，我们没有一点对不起他的地方，手术极其成功，肿瘤清除得非常干净，原本是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典范，但术后发生了并发症，这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能够摘除他脑子里的瘤，可无法保证他的心肺功能正常，无法保证他血液通畅，无法保证他消化系统不出现意外。这是我们的痛苦。我们内心的难受并不比患者家属少，设立一套手术方案，把一个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嚼来，手术做得很成功，痊愈可期的时候，病人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旦撒手而去。对我们的打击也很大。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圆报，你以为的成功以失败告终。

    而最后，我们与病患家属对簿公堂，我们站在被告席上。

    这个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个案子让我们难受的是，原告席上的律师，以前曾是我们的亲兄弟，一条战壕的战友。

    我进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不干了。曾经是我们科很有前途的一个医生，正值年富力强，因为一个案子的判定，他负有责任，医院赔偿百分之八十。科室百分之十，他个人百分之十，大约八千块的样子。

    八千块，葬送了一个顶尖的医生。那个案子，我们谁都知道，他很无辜。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病人不会在术后即将出院的前一天胃出血而死？

    他在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以后，第三个月连辞职信都不交就不告而别。他的档案，到今天也许都在医院人事处。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考了律师资格，专门接医患关系的案子，一接就赢。没谁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