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考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说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时的答疑。平时所有旷课睡觉、逃课泡妞的人都来了，班上有人勤快有人懒，但是谁也不傻。解剖室里少有的热闹，三十几个人散坐着，八、九个被割得零落的尸体在解剖车上横躺着，两具人体骨骼在教室前面硬戳着，白先生被围在中间，被烟熏黄了的手指夹着粉笔，感觉被重视、被期待、被渴望，一脸幸福状。考试前的老师就象初夜前的一村之花，在破身之前，所有乡亲都有观察圆房的动力，个头小的，还会回家搬个板凳；初夜之后，姑娘即使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都不一定有人看。白先生现在略带矜持地幸福着，象极了期待着在几个小时之后被破去女儿之身的姑娘，他身旁的两具人体骨骼仿佛都受他的感染，咧嘴笑着。

    “你们问吧。”白先生说道。

    “不是您讲吗？”厚朴插话。

    “学校规定，不许考试前划重点，出提纲。你们有问题就问，没问题就回去，早点洗洗，睡吧。”

    “我有问题，明天考什么呀？”杜仲老远坐在门口，但是提问的时候，一屋子回响，那两具骨架子震得直晃悠。

    “这不是问题。”白先生给自己点了棵烟。

    “有问号呀？”

    我同意白先生的观点。好些问题不是问题，是较劲儿。比如高更那幅画的题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那是热带大面包果吃撑了，大奶姑娘睡多了的人和自己较劲儿。爱因斯坦反复告诫热血青年，千千万万不要想什么终极问题，想想就会把自己绕进去。

    “好，我给你答案。明天考上课讲过的。”

    “讲过的都考呀？太多了。”

    “谁也没期望你全对呀？”

    “什么不考呀？比如生殖系统？我们高中生物也学，但是都是男女分开讲的，而且就第十二章生殖系统没有实验，从来不考。”

    “我一定会考的。咱们生殖系统可是仔细讲了的。分到男尸的同学和分到女尸的同学，讲课的时候，让你们交换看过的。过去封建，妇科大夫上手术台，打开肚子，所有内生殖器官都能看，随便摸；但是平时检查的时候，所有外生殖器都不能看，打死都不能看。那个蒙昧落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白先生说到动情，手臂禁不住一挥，顺便掸了掸烟灰。

    其实，蒙昧时代远远没有过去，在几年以后，我们学习妇产科，在门诊见习，没有任何一个女病人希望被我们检查。威望最高的老女教授拿自己当诱饵，“不让我的学生看你，也别想让我看你。”并且苦口婆心，“我们医院是教学医院，必须承担教学任务。如果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连大嫂和小丫头都分不清，将来如何为人民服务呢？十几年后，几十年后，我死了，你们找谁看病呢？你们的闺女找谁看病呢？”但是女病人就是不买帐，进诊室一见我们四个全都一米八零以上的男生，扭头就跑。最后老教授只能让我们四个躲在屏风后面，没有信号，不许说话不许动，好象邱少云。等老教授安顿女病人脱了鞋、脱了裤子、在病床上仰面躺下、两腿蜷起岔开呈截石位后，一个手势，我们从屏风后面陆续钻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女病人狂叫一声，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拎了裤子就窜了出去，鞋和皮包是几个小时以后回来取的。

    白先生是个很有激情的人，讲话动情时，眼底一突火花。我完全可以想象，白先生年轻的时候多么招姑娘喜欢。第一节课讲解剖概论，白先生上窜下跳，用古希腊文在黑板上写下阿波罗神殿中的神谕：认识自己；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关于人的颂歌；问我们，人的拉丁文学名是什么。班上一个叫车前子的韩国留学生当时坐在我旁边，满怀崇敬地仰望着白先生，小声问我：“白先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说我也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