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以前和众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惭愧，惭愧！

    由此萌发出爱慕亲近的感觉，他事后郑重写帖，派人送去，要与李郎君结交。却不料人家闭门不纳，根本就不再来往。石延年很受伤，对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问，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是权贵子弟，而是富商大贾，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没把读书、当官、光宗耀祖，挣国家工资那套事放在眼里。宋朝的有钱人就是这么的牛。至于要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牛，难道在古代经商，就不用与权贵阶级打好关系吗？

    要知道在清朝时，经商的不世天才胡学岩也要挣到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才能让自己的银行商行风行全国。那么在宋朝为什么就这么的反常呢？这个事以后再说，因为在范仲淹新政的时代，并没有对商业、商人的限制在里面。

    现在提到这些，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即范仲淹的新政，还是彻底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是用于改善宋朝当时的政府职能，就算触犯了官场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轻微。他没法像30年之后的那场真正改革性质的变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达到的激烈对抗程度。

    顺便说一下，那个人就在此时的一年前，考中了进士，名次蛮高的，是一甲第4名。现在正在南方的一个小地方当个芝麻小官，教携诸弟，奉养母亲，日子过得很清苦。

    他叫王安石。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出发点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决心也很大，一个月之后，新政就开始在全国实行。这个形势是多么的喜人啊，那么请问，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

    问题就出在新政推行的头一条，“择官长”上。

    首先，这是个历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级别是“路”，官职叫转运使，名义是可以管钱、管粮、管军队。这就很要命，因为跟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赵匡胤和赵普玩了个小花样，就是让后代子孙一片哀号的“冗官”。

    他们给官职来了个叠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转运使的权力暗地里分散了，最起码没有了监督管理权，这份权力派给了一个叫“按察使”的官。于是就造成了转动使名义上最大，可没人怕的现象。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不过最振奋的人不是各路的转运使大哥，而是开封城里的当时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这时他升官了，是知谏院的院长，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弹劾权。而掌握这份权力的过程，就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

    给宋朝官场洗澡。

    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例年来安插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20多年的污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他爱干净就成了习性。庆历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开天章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信，一个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

    一个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掌管着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弹劾权的同级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