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打压。

    连子不言父之过都不懂，还出来做什么官！

    不孝有罪，唆使人家儿子不孝的人又是什么品德呢？明知道对方是傻子，还教唆去砍自己的老爸，这样的人品算不算卑鄙无耻呢？

    吕夷简就这样的德性。

    他招数阴险，心胸狭窄，拉帮结派，打压政敌。之所以会这样，宋史里有段对话，可以剖析出他内部的心理成因。他和范仲淹私下里纵论天下人物，很自然地聊到了操守名节。吕夷简摇头冷笑：“我见过的人物太多了，现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操守二字。”

    范仲淹长叹一声，非常无奈。“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人，难怪操守之士不来。”

    一句道破天机，吕夷简眼中，根本就没有好人君子。所谓“小人眼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君子眼中，天下滔滔，无一不是君子。”他根本没那个德量，更不敢去相信除自己以外的人。安身立命，只能用手段去制约，用诡计去迎合，不敢像范仲淹那样，以风骨服人，以道理取胜。

    这是吕夷简的短处，相应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范仲淹的长处。但小心，做人和为政是两码事。吕夷简因为小心和使诈，能屹立官场40余年不倒。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失败，也要从他的信人，胸襟过于广大上去找原因。

    总体来说，吕夷简虽然打压异己，却谈不上祸国殃民。他在国家大事上，比如西北战场上推荐人才，宋、辽谈判时选中了富弼，都说明他和后来的蔡京、秦桧大有区别。尽管算是个奸邪，却有限度。

    可以定义为，是一个没有完全忘公的坏人，一个不太善良的好人。

    最后要探讨的，是吕夷简之死对宋朝国政走向的影响。他死早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管家，是皇帝与群臣们之间的沟通桥梁，他死在了西夏战争的尾声阶段，宋朝之前的国政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太多了，真的是他所引领的政府无能，才导致的这样。

    如果他不死，以他老辣沉稳的作风，和熟悉政务的水平，就算不能把问题都解决，至少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慌乱，不会闹出庆历改革时党争！

    可是他死了，一下子就把赵祯和范仲淹推上了前台，逼着这两个人来解决积压了20多年的，遍及朝野每个角落的大问题。这对皇帝和范仲淹来说，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他们都有危机感，都有改革热情，也都没有准备好。

    有太多的事，都是匆忙发生的。

    匆忙之间，开始做事。从这一年的三月到九月，半年之内，两府高官就换了三茬。乍看人员的流动量太大，我们列个表，就能看出其中的玄机。

    第1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夏竦；副枢密使，富弼；

    第2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范仲淹；

    第3次：宰相，晏殊、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从表格可以看出，人还是这些人，只是官位在变动。玄妙就在这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光是在“小人”当政时互相倾扎，“君子”们也一样。

    比如史书里就经常说，“君子”们下朝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上朝之后就翻脸无情，为了公事，可以疾言厉色，你争我吵，决不让步。接着下朝之后，继续无话不谈，同志一家亲……结论，这是多么的公而忘私啊，又是多么的高量雅致。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官位。仍然是官本位说话。就拿上面的人事变动来说，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其凶险性，一次让君子们内部分裂；另一次，让改革无疾而终。前一个，发生在第2次任免，把范仲淹和韩琦调进了中央，陕西方面的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