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天的把父亲的军功，还有各种战伤什么的当成自己的闪光点。

    一句话，废物！

    但要小心，这群废物在另一方面都是超人。就是与父亲的长辈们面前，他们有另一张脸。那时他们可爱、天真、礼貌周到，还追求上进。绝对的都是可塑造的新一代接班人。葛怀敏就是这样，宋史记载他“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荐之。”

    每个人都推荐他，最后连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不仅把他派上战场，而且在临走前，给了他一件军中圣物。那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得到过的荣耀，是西北战场上战无不胜，号称党项、吐蕃两族克星的名将曹玮留下的铠甲。

    愿你能像曹武穆一样威震西北，震慑西夏，击败李元昊！

    这是赵祯对葛怀敏的期望。之后一般的史书就直接写到了他在西北战场上的表现，但是稍等，仔细查一下，就会发现他到西北之后的第一站并不在泾原路，而是去了庆州。这更是个额外的体贴，是想让他在最稳妥的地方，由最博爱、最宽容的老同志范仲淹来辅导一下，尽快适应环境。

    很可惜，范仲淹很快就打发他走路，半点都没有对狄青的好脸，临走时还给了5字评语——“猾懦不知兵。”又狡猾，又怯懦，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当兵，怎样打仗。

    葛衙内就这样来到了泾原路，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是整个西北最危险的地段。

    再说说王沿。看一下履历，他是个地道的文官，主要的业绩是治水。这方面很有成果，他把相、卫、邢、赵等水系引进了天平、景祐等水渠，灌溉了数万顷良田。可这与打仗有关吗？为什么会在这个紧要关头，要他来镇守最凶险的防区，打最关键的战役呢？

    没理由的。但请参照范仲淹、韩琦、庞籍，他们打过仗吗？别说实践了，西北开战之前，这三位大佬连理论基础都没有。在这一点上，王沿还要高于他们，因为他熟读《春秋》……对，就是跟关二哥一个爱好。综上所述，我们重新回到平和的心态上来，别看着结果说原因。

    那样就不公平了。

    王沿和葛怀敏，并不能从开头就彻底否定他们，我们最多只能说，宋朝犯了一个原则上的小错误。即以韩琦为例，他是在实战中成长的人，经过了好水川之败后，他才变得理智沉稳。以此为准绳，除非王沿的天资要远远高出韩琦，不然，他凭什么能做得比韩琦当时更好呢？

    这是从概率上分析。

    在细节上，王沿是努力过的，到任之后，他和范仲淹一样开始修城，他选在潍州城以外五里处，修了西关城，在那里大量屯兵。这实在是种幸福的烦恼，谁让他的兵多呢？西北四路，泾原路驻军最多，达到了7万。

    如果再和李元昊动辄十几万的兵团对抗，就再不会有当初两战时以一敌十的难堪了。时间，在向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的闰九月靠近，决定国运的时刻又要到来了。

    战争开始，最先一步被证明是宋朝占优，几乎是惯例一样，他们又一次先期“知道”了西夏方面的行动日期，能够主动选择迎战方式。

    王沿命令葛怀敏率兵迎敌，依照惯例，作战方案和行军路线都为他事先规定好了——瓦亭寨。这个地方就是宋军的前进极限。

    看着很理智，甚至为后面宋军的失败留下了解释原因，和任福一样，是葛怀敏不听文官的命令，才导致的大败。不过万事怕认真，只要稍微查一下古代地图，就会知道王沿是个疯子，或者史书的书写者把后代的读者当傻子。

    瓦亭寨的位置与上一次泾原路激战的好水川一线平行，是宋朝区域的腹地，当年韩琦是为了把李元昊的主力放进来，才要任福主动退守的。这时王沿既要军队主动迎击，可又把迎击的极限固定在腹地位置，这是决策者的英明玄妙，还是在玩前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