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翰谦恭，《宋史》记载他“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秦翰勇武，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在成都平叛时，身中流矢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却把战功让给了部下；秦翰坚韧，决定北宋命运的澶渊大战时，身在最前线，七十余日不解甲，直到辽国退军。

    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

    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由一个太监来担当的！

    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

    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么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

    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五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

    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仅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

    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

    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

    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

    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

    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

    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

    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吗？

    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小种建立了绥德城；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老种当年连使反间计，借李元昊的手杀了西夏的野利兄弟，小种在建立绥德城时风格也不那么慈善。

    绥德城本在西夏境内，由名将嵬名山驻守。大约有300名首领，近2万户百姓，兵力在1万以上。这样的实力比当时的小种高太多了，蚂蚁要搬大象，招数就不能太平常。在一整套的招降手段里，他坑蒙拐骗、笑里藏刀、先斩后奏，把西夏人、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向、陆诜，甚至宋神宗都给骗了。

    怎么骗的？无非八个字——“仁不统兵，义不行贾”，这是战场上的真理。因为与这次举国伐西夏无关，所以把细节省略掉，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