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typological scric school）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这种奇例，只有从几十年来，一个老兵，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来解释，我们才能恍悟事实的真相。

    李师科在抢劫前对朋友说：“要抢也不要抢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如果是我就抢政府的钱”；在抢劫时对银行职员说：“大家不要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这些表现，充分证明了他是道德性极高的。他显然认为抢这种国家这种银行的钱绝非不义之财。抢钱，是为了补偿“他爱国家、国家不爱他”的代价；抢钱，是为了向贫富不均的社会抗议；抢钱，是为了给警察好看、给穷人出气；抢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给房东小女儿念大学！……他每一个抢钱的动机都是罗宾汉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渔杀家”萧恩式的，从道德观点看，李师科实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国民党官方和国民党舆论丑化他的道德，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师科的道德之高，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问：你抢劫银行的动机何在？

    李师科答：我看不惯社会上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我早就想抢银行。

    问：那天如果银行警卫在场，你会下手抢劫吗？

    答：不一定，也许会把警卫打死。不过，我曾考虑到警卫薪水没多少，他们的妻儿可怜，所以我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见，李师科是恩怨分明的人。这种分明，在目前这种混沌的社会里，只有在道德极高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而老兵李师科，就是这样动人的一位。

    问题道德

    更动人的是，李师科把抢到的钱五分之四——四百万,都包在一起，送给那房东小女儿。据小女儿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大概五点多，我先生不在，李师科拿了一包东西来说要寄放我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而我们跟他多少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说了声：“钱”，然后又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事我负责！”我觉得更怪，再问他：“你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的？”他只是摇了摇头，眼泪突然落下来，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地走了。

    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有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奖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的，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raified 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 Squ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 Marie hugo）与（Les 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 Valj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滥报纸《民族晚报》，恬不知耻的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