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作为革命的武器并不容易。近代中国人，不断地找寻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道路。农民起义，地主士大夫自省，资产阶级改良或是革命，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尝试，在建立民国后，政局依旧没有好转。

    中国思想界几乎陷入了全面的混乱。鲁迅先生说过，拿来主义，西洋的东西不分良莠，都视作救命稻草，拿来就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无计可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思想，如何得以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被人信服，如何转换成斗争的武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似乎给探索中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但实际上，“五四革命前后，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只有12人是无产阶级。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年—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许多在日本、法国、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着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留学生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

    十月革命指1917年11月7日，俄国工农兵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对于马克思主义重要着作的翻译，是了解、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中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之名是在1899年2月，《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此文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此后，两人的名字逐渐见于报端。

    大体来说，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译介者和传播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引入。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系统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推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以《新青年》为阵地。马克思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着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建党定任务

    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目标一致，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而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期间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各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共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这两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前，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和在海外的法国、日本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地建立起来。当时全国共有53个党员，其中13个代表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