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确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美元和中国货市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到“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是，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保护主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宁愿做投机生意，而不愿进行生产。

    1946年底，贷款利率每月为15％至28％。宋子文下令银行应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金，利率每月为5％至8％。但是，这个利率对于生产投资来说仍然太高，因此企业往往贷款以15％的利率转到私人银行，每月可获利10％。

    1947年初，当局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货品，停止售卖黄金。

    但纸币仍在继续印制发行，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

    这一年，农产品的收成也不好，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到了1947年2月，美元与法市的比价竟高达12000：1。

    发薪的日子里，人们口袋里装满了几乎不值钱的纸币，拿到纸币后马上就要用它来换大米、煤油、食用油、煤等，不然的话，几小时后，货物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与1946年比，挣工资的人在1947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3。

    这一年的3月12日，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使蒋介石错误的认为，美国终于改变了那种导致他目前困难处境的政策。

    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两个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对希腊的一项新政策，希腊面临着被革命共产党人控制的危险，美国为在军事和经济上立即援助希腊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即“要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起来反抗的自由人民。”在该政策指导下，美国也要援助土耳其。

    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蒋介石认为，中国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