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

    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还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儿来时，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地方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蒋介石还有其他影响别人正确理解他的意思的习惯：他喜欢点头，即使他不同意说话人的观点。这是蒋介石的个人习惯，并非中国习俗。

    在他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习惯或许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乱。根据《大公报》胡霖的说法，他们两人最后闹崩是因为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条件是向他们提供美国的武器弹药。虽然史迪威拒绝与周恩来会面，但史迪威的美国顾问与周恩来的助手来往密切。（这些美国顾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会在后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顾问都积极支持延安，那么即使不存在别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难赢得委员长的信任。

    1944年9月，由于军事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国军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压力之下。

    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逼他就范。其实，既然蒋介石是按规矩“请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调动部队，那么史迪威大可不必这样做。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在签上罗斯福的名字之后就于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里，这封信他读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帅所有……部队”，并不加掩饰地威胁说，美国有可能撤回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看看死对头的狼狈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去送这封信。在进会议室之前，他把信给赫尔利看了，赫尔利建议他缓和一下语气。但这正是史迪威不愿意做的事。他走进会议室，把未经任何删改的汉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信时十分平静，没有让史迪威享受到胜利者的欢乐。

    然而史迪威知道，这一击正中要害，他在日记中用十分粗鲁的语言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他“给这个花生米塞了一把红辣椒。”他还写道：“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窝。”在宣布散会之后，委员长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

    蒋介石让宋子文给他出主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除掉史迪威同时又保住租借物资。

    蒋介石决定向罗斯福摊牌。9月25日，他电告总统，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呆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在那里的作用已经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