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夫子之所以怒而提交辞呈，并不是因为新捻子突破围困，而是因为他的弟弟曾国荃自打立下攻克南京的大功之后，就成了众矢之的。许多朝臣就想，这个曾国荃，居然连攻克南京这种功劳都敢立，明摆着啊，这铁定是功高震主。朝廷肯定也在找机会砍他脑壳呢，那赶紧趁这机会上前踩一脚吧。

    由是曾老九饱受攻讦之苦，有人说他抢走了南京城中堆如小山的金银财宝，还有人干脆栽赃说他是哥老会的头子，是黑社会大佬，理应明正典刑。曾国藩拼了老命跟君臣们吵架，保护弟弟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形下，他实在没心思跟活蹦乱跳的新捻子较劲儿，辞职，老子不干啦！

    曾国藩焦头烂额之际，正是李鸿章眉飞色舞之时。他在虹口买下了一家洋人开办的铁厂。而买铁厂的钱的来源，就更是搞笑。当时上海海关有个通事唐国华，因为受贿被逮住，这老唐也不是平凡之人，他居然请出老牌帝国主义者赫德替他说情。洋人的面子不能不卖，可是唐国华犯法的事也不能不追究，嗯，这个事怎么办呢？有了，就狠狠地罚唐国华一笔钱，然后就用这笔钱来买铁厂好了。

    这时候上海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洋人偷偷地在中国架设了一条电报线。这可不是小事儿，中国这边还没从农业社会转型过来，你洋人就悍然发起了信息战，中国人民可吃不消。于是丁日昌星夜行动，偷偷地把洋人立的电线杆全都给砍了。

    洋人很郁闷，就来找丁日昌要求追查。偷砍电线杆的就是丁日昌本人，这案子岂能查明白？后来洋人又要求赔偿，丁日昌断然拒绝：坚决不赔，砍你几根电线杆都要赔，这还有完没完了？

    正玩儿得开心之际，朝廷传旨：曾夫子生气了，辞职不干了，就让他再回到两江总督的老位子上去，替前线的淮军征募粮草。李鸿章调任钦差大臣，负责去摆平新捻子。

    曾李互调，表明了一件事：朝廷终于意识到，让曾国藩带李鸿章的兵，这个事儿不大妥当。按理来说，这种相互牵制的格局，可以避免曾李坐大，是有利于朝廷权力稳固的。但问题是，曾李二人的忠诚度是可信的，完全没必要玩儿这种小心眼儿。而且李鸿章练出来的兵，曾国藩用着不顺手。顺手的话，就不会发生新捻子突破河防的事件了。

    所谓用着不顺手，就是说淮军心里不高兴，不想替曾国藩干活，他们已经习惯于听从李鸿章的号令，把自己的命运前程和李鸿章捆在一起了。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抗拒曾国藩的命令，但是他们可以让执行的结果大打折扣。他们一定要等到李鸿章出来，才肯卖力干活。

    于是，李鸿章欣然走马上任，但开局不利，连吃败仗，先是大将郭松林差点儿被新捻子捉了俘虏，然后是李鸿章交心过命的老兄弟——淮军名将张树珊，于德安府杨家河被新捻子杀掉。

    战事艰难，李鸿章所能做的，就是固守曾老夫子的战略思想不动摇，新捻子再凶，终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能力，早晚会被困死。关键是，别让新捻子在死前又闹出可怕的大事。

    战况胶着，转眼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十五，这时候战场之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淮军大将刘铭传与湘军名将鲍超，按照事先的计划，于京山县会攻捻子。刘铭传与鲍超商量好了出击时间，但时间未到，刘铭传就已经率淮军赶来了，而且不等鲍超，提前向捻子发起了进攻。结果，刘铭传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虽然昔年他号称淮上第一条好汉，但是很不幸，现在他已经过气了。新捻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凶猛杀来，迅速合围，眼看刘铭传就要全军覆没。绝望之际，就听喊声大震，势如排山倒海，犹如天崩地裂，捻子登时大乱，却是湘军悍将鲍超及时赶到，杀入重围，拼死力战，其麾下总兵、参将级别的官员就战死七人，终于击退捻子，救了刘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