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当有人知道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没有，没有，也没有。我们看，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谁都知道宋代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