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盛夏，昆明新知图书城邀请我签名售书，我立马想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便欣然应允了。我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再说昆明我还没去过，走走也好。长沙正热得要命。

    下了飞机，远远地见位敦实的汉子，捧着束鲜花，小跑着过来了。寒喧间，知道他叫李勇，新知图书城的老总。我印象中的云南人正是这个样子，个子不高，能爬山，能吃苦。据说当年身怀绝技，威震武林的龙云先生也是这种身材。

    我平生头一次接受朋友的鲜花，居然有些拘谨。那是些百合花和黄玫瑰，清凉而芳香。上了车，听李勇一说，方知昆明新知并非三联新知，而是家规模颇大的民营书店。我向来对民营企业家多怀几分敬意，他们创业太不容易了。

    我俩没聊上几句，就像是老朋友了。李勇说了个掌故，很好玩的。有次在飞机上，他巧遇一位著名笑星。这位笑星望见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演小品，就是您这套行头。原来，李勇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脚上居然还是波鞋。

    李勇身上惟一显得豪华的，大概是他的肚子，腆得老高。我同他开玩笑，说中国人的皮带大抵上有三种系法：系在肚脐眼以上的是领导干部；系在肚脐眼以下的是企业家；正对着肚脐眼系着的是老百姓。李勇听罢，拊掌大笑。

    那次我签售的是本旧作，小说集《没这回事》，不可能有火爆场面。李勇却总是说，昆明读者很喜欢您的小说，会排着长队的。我心里有底，笑而不语。

    没想到签名售书那天，倒也来了不少人。一位老者说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大清早就等在书店外面了。老人想同我多聊几句，可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我只好匆匆同他道了再见。心里歉歉的。

    李勇一直站在我身后。我好几次回头，请他坐下，他总憨憨地笑，就是不坐下来。我正飞快地签着名，李勇低头轻声招呼道，王老师，您慢点儿签，喝口水吧，别太辛苦了。过会儿，他又低头说，王老师，人太多了，您就签个名字吧。后来我又见书店的营业员抱着大撂的书，站在读者队伍里。

    其实，我早看明白了。李勇先是怕我很快就签完了，干坐着冷场，弄得我没面子。后来见排队的读者太多了，又怕真的辛苦了我，只让我签个名字了事。等我手脚快起来了，他又怕排队的人渐渐少了，场面不好看，就让营业员自己来排队签名。这个李勇，可真是个好人。

    当时，我还有公职在身，签名活动完了，立即得返回长沙。李勇却太热情了，我只好在昆明勾留几日。他陪我去了抚仙湖。那湖里有种很好吃的鱼，可惜我记不得名儿了。抚仙湖正如它的名字，果然是沾着仙气的。比方说，抚仙湖同另一个湖毗连，由一河沟通着。可两个湖里的鱼不相往来，总是游到河中有个叫猫鱼石的地方，各自掉头回去。我不曾去猫鱼石看过，可我相信李勇是不会哄人的。后来从电视里知道，抚仙湖底居然还有座神秘的古城。

    那次同行的还有贾平凹先生。平凹先生很有意思，哪里只要有他在，似乎就有了神秘的气场，况味就格外不同。抚仙湖边有座笔架山，平凹说，既然叫笔架山，我辈是要上去的。众人应和，拾级而上。快上极顶了，平凹从路旁树丛里捡起个瓦当，瞧了瞧，仍放回原处。我问，算个文物吗？平凹说，有些年代了。

    下了山，平凹突然驻足，回望古寺，道，拿着就好了。原来，他还惦记着那个瓦当。我说，再上去一趟？平凹说，都是缘份，算了吧。

    次日，我不能再耽搁，匆匆返回长沙。李勇又陪着平凹往大理去了。大理也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好生遗憾。

    从那以后，李勇会常打电话给我，邀我有空就去昆明玩玩。可我身不由已，总是走不开。我想念他了，就打电话过去聊几句。今年正月初，突然接到李勇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