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预教典礼，一切仪注都与东宫讲学一样。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常洛很珍惜。他深知父皇对他必定多有刁难。上学后，神宗对常洛的要求，果然无礼而苛刻。按惯例，皇子的“经筵”、“日讲”，以一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开始，如遇天气过冷或过热，即传免。但常洛却必须从早上3点到5点就开始，无论多冷、多热，也不得停讲。冬天天寒地冻，神宗却常常故意不传赐暖耳、烤火炉等用具。这一切，常洛都默不作声地忍受了。在还没有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他不想因小失大。不仅这样，他还相当注意表现自己的才华，争取人心。一次，讲官董其昌问：“如何理解‘择可劳而劳之’这句话？”常洛回答：“就是‘不轻用民力’的意思。”讲官们都为年龄不大的皇长子能做如此准确、机智的解答，感到十分高兴，到处赞颂他勤于苦读，聪颖不凡；勤于思考，旁通大旨。守正的廷臣、言官们听说了，便更加认为“立长”的正确；神宗得知了，竟追忆起自己6岁时由张居正等大臣预教时的情景。他无可奈何地想，难道真的非册立常洛为太子不可吗？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为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至此命运之神终于向他微笑了。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的生活与想象的相距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无法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寒酸。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里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由于廷臣们连疏数百封，神宗才下令，在辍讲已经11年后再重新举行。这次常洛格外恭敬用心，对侍班、讲读官员一律尊称先生，赏赐酒馔。听讲回答，敏捷精妙，博得内宫处廷一片赞誉。然而一讲之后，又是莫名其妙地令停，此后再未举行过。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了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俩抱头痛哭。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自己的儿子福王取代他而为太子的努力。甚至连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力造谣鼓吹，一心想把常洛废掉。这些活动愈演愈烈，于是就发生了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梃击案”，从而使常洛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傍晚，紫禁城高大建筑的屋顶上，隐隐地还有一抹夕阳的余辉。常洛已用过晚膳。明天是端午节，宫中这阵子正为节日用度做准备，他闲着无聊，想出门看看。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和一阵喊打撕扭声。宫内立刻乱作一团。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刚才有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