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难登极难驭权臣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清晨，世宗朱厚熜刚刚起身，一个小太监满脸喜气，疾步穿进宫门跪在他脚下：“皇上大喜！杜康妃生下皇子！”30岁的朱厚熜为第三个儿子的降生而欣喜不已，兴冲冲地赶到后宫探望。当看到这个孩子白胖精神，讨人喜受，便给他取名载垕。“载”是他的排行辈分，“垕”取“皇天后土”为天下之主的意思，足见父亲的满怀期望。

    一晃29年过去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载垕在世宗服丹药中毒死后即位称帝，这就是明穆宗，穆宗朝的年号为隆庆。穆宗在位只有6年。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时，皇极殿钟鼓齐鸣，30岁的朱载垕衮冕加身坐在皇帝宝座上，文武百官俯在脚下三跪九叩，登基大典极圣极隆。此情此景，不禁令载垕心中顿生波澜，一种“天命在我”的神圣由感而来。

    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世宗有过8个皇子，但有5个襁褓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世宗分别册封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也还无事。可自载壑嘉靖二十八年死后，太子之位属谁，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仪，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但事情并不如此。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世宗听后索性不再立太子。这给景王载圳提供了可乘之机。载圳凭借母亲受宠的优势，走动内宫，争立太子，他的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垕也相当冷淡。就连裕王应得的岁赐也被他大量拖欠。载垕命运未卜，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藩送上1000两银子，才得以补发。尽管如此卑躬屈节，可严嵩对载垕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严世藩问裕王侍读官高拱、陈以勤：“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如果严嵩感到裕王是威胁，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陈以勤急中生智，从容地辩解道：“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这一席话，勉强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而把裕王留京，显示了传位的意图。可是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筹划夺嫡。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下台后，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有一天，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亏得除阶多方为裕王圆承，才化险为夷。直至嘉靖四十四年，载圳病死于封地，载垕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因为他已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载垕在王府多年，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识之士，如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这些人为载垕讲解古今，纵论天下，培养他的政治见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载垕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世宗死后，载垕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遗诏”，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登基后，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遗诏”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付法司治罪；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海瑞等官员；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