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

    孝宗即位后，还很注意广开言路，于是在他上台不久，形成了臣子纷纷上书的生动局面。如这年三月，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言时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条是“节约费用，以解救百姓生活的艰难困顿”，他说：“宫中所供应的物品，如果陛下能节俭一分，则百姓受益一分。”言语极为尖锐、深刻。孝宗对这个建议非常赏识，嘉奖了马文升，并下令削减宫中开支。正统以来，皇帝每天只有一次早朝可面向群臣，大臣们为时间所限，进见言事，不过片时。这样一来，皇帝与大臣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只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信太监的意见，对大臣们的了解也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吏部尚书王恕建议，孝宗除早朝之外，最好每天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其奏章，下发指令。王恕认为，这不仅可以使皇上加深对大臣们的了解，而且可以提高其处理政事的才能，使正确的意见得以贯彻执行。孝宗听到后，觉得很有道理，遂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

    二、任用贤能注意民生

    新君即位之初勤于朝政，而后荒疏，继尔江河日下的事例，史书每每可见。明王朝的君主尤为明显。但孝宗是个例外，弘治初年的诸多优点，在以后几乎一直保持下来。

    孝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孝宗的周围，有一批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大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为他励精图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群臣之中，孝宗最信任的是王恕，也因有了王恕，孝宗才如虎添翼，雄风大振。王恕是在成化末年被宪宗强迫致仕的老臣，以“好直言”著称。孝宗即位后两个月，由于许多大臣的推荐，将他任命为吏部尚书，一直干了将近6年之久。新君的善任使王恕感激不尽，在职期间，除了仍能上疏抨击时弊之外，忠于职守，先后向孝宗引荐了包括刘大夏在内的许多人才。孝宗极为赏识的还有马文升。这是一位文才武略兼备的大臣，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由左都御史升任兵部尚书，并提督12营团。马文升到职以后，因兵备久驰，他大力整军，罢免了30余名不称职的将校。结果惹起遭贬将校的怨恨，有人夜间持弓等在他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人写了诽谤信，射入皇宫之内。孝宗立即下令锦衣卫缉捕，并特拨骑士12人，时时跟随保卫马文升。数年之后，孝宗仍把重用忠良之士做为治理朝政的保证，又陆续把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提升到内阁当中，参预机务。对于内阁大臣们的奏请和意见，孝宗初时尽管大多能听从，有时也并非全都认可，但后来他看到这些人确实在同心辅佐，信任程度便大为加强。凡阁臣们的奏请，无所不纳，与他们的关系极为融洽，因刘健曾在他做太子时，担任过讲官，就一直称其为先生，尊重异常。孝宗接见刘健等人的时候，往往要左右之人退下，据这些人出去讲，孝宗对阁臣们讲的话，言听计从，每每称善，这种情形在君臣之间，确实少见。

    孝宗在减轻百姓负担上也做了许多好事。这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从弘治三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赋要求，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同意。弘治六年，山东因灾情严重发生饥荒，孝宗闻奏之后，向灾区发送去帑金50余万两，米200余万担，并派了官员监督发放，不仅免除灾区税赋，还通过赈济拯救了260余万灾民的生命。为了整治黄河以及江南的水患，孝宗令刘大夏于弘治五年七月，来到了山东，坐镇阳谷。刘大夏不负使命，完成了多项水利工程，历时两年，终于治服了水害。奉旨到江南治理水害的工部侍郎徐贯，也出色地完成了钦命。他在江浙地区大搞调查研究，从而确定了比较完善的治水方案，一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