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都御使弋谦前去调查处理。并特意交代弋谦，不要有什么疑虑和畏惧，只管严处。最后，仁宗不仅严惩了这个太监，而且还停办了采木之役。针对一些地方官员不能领会执行他的恤民之意，仁宗在即位的第4个月，派遣御史14人分巡各地，考察官吏。临行，他要求出巡的人不要被小人所迷惑，不要屈服于权势，也不要徇私于亲朋故友，而要查明事实，秉公处断。同时还说，你们身为御史，是我信赖的人，必须明白自己身正方能正人，如果不顾廉耻，违犯礼法，我同样会严惩不贷。所有这些，使得仁宗时吏治较为肃明。

    仁宗认为，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当太子时，他曾因侍讲徐善述给他改诗改得好而亲书一幅表示感谢，并说，如今谀顺颜者，比比有之，而像卿这样朴直苦口的百无一二，希望善述药石之言日甚一日，不要有犯颜触讳的顾虑。即位之初，他又鼓励群臣直言陈事。他曾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历史上的许多人主，都不愿听真话，即使是素来亲信的，也往往由于畏惧皇威而缄默不语。联与卿等都要深以为戒”。对尚书蹇义、夏原吉也说过类似的话，要他们凡事应当尽言，“以正朕之不逮”。他还赐予上述5人每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谕嘱他们齐心协力参赞政务，凡是察觉他的言行有失当的地方，立即用印密封告诉他。但是，仁宗仍不放心，为了广开言路，他在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再次专门颁布诏书，征诏直言。诏书说：“朕承大统，君临亿兆，亦惟赖文武贤臣共图大业。嗣位初首诏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卿等宜尽言时政之得失，辅以至诚，毋虑后遣。”

    但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并不那么容易。洪熙元年，大理寺卿弋谦一次直陈时政时，言辞过于激烈，引起了仁宗的不悦。一些阿谀之臣乘机弹劾弋谦。有人说他诬下罔上，有失大体，还有些人则说他是卖弄正直，沽名钓誉。这些人的火上浇油，更增加了他对弋谦的厌恶。杨士奇对仁宗说：“弋谦虽然不谙大体，但内心十分感激皇上的超抉之恩，总想尽力报答。再说也是由于主上圣明，他才敢于这样直言，请陛下能宽容他。”仁宗听了他的话虽没有加罪于弋谦，但每次见了他，总不给他好脸色，说话也十分严厉。见此情景，士奇又一次进谏，劝仁宗说，弋谦是响应号召直言陈事的，如果治了他的罪，将会使四方朝觐之臣认为皇上容不下直言之人。这样下去，等于让群臣结舌。仁宗承认是他不够大度宽容，也认识到是阿谀之辈的迎合增加了他的过错，表示要妥善处理，最后决定让弋谦专管大理之事，不再参朝。

    谁知这样处理还是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因为以后大臣们言事的越来越少了。仁宗慢慢悟出这是由于弋谦的事引起的，他在下了一番决心后，把杨士奇找来，告诉他说：“我不满的是弋谦的矫激过实，并不是要堵塞言路。现在朝臣逐月无言。你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所有大臣。”杨士奇赶忙说：“这样的大事，我空说不足为凭，请陛下亲降玺书。”于是，仁宗命杨士奇在榻前草敕引过。敕书说：“朕从即位以来，臣民上章，数以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前者弋谦所奏许多事违背了事实，群臣遂交章奏其卖直，请依法治他的罪。我没有这样办，只免他朝参。但从那时起，言事的人日益减少。身为大臣而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怎样尽忠？对于弋谦，我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感到愧疚。群臣不要消极地接受这件事的教训，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当等等，尽管直事陈言，不必有什么顾忌。今后弋谦照常朝参。”从此，仁宗待弋谦如初，不久又提拔他为副都御史。

    这件事不久，仁宗一病不起。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命杨士奇起草敕书，遣宦官奔赴南京立召太子朱瞻基进京。皇太子尚未到北京，仁宗已觉支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