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著。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了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20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狂傲有如辜鸿铭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并不否认。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胡适当不在此列。但他对业师刘师培却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且先看几节他的自述，以及与弟子谈话时对他人的评论。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臞、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刘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页）“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据传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学《说文》一事时，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一举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后有人揭发他反对鲁迅，刘辩称“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贬，已无从考证。本意如何，唯刘文典自知了。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共10卷，于1939年出版。由于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刘文典由此获“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