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单纯“惧内”也就罢了。刘师培除了在思想上紧跟何震外，还心甘情愿地被戴了一顶“绿帽子”。对于这件事，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带着母亲、妻子和汪公权东渡日本。一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的《晚清史事》）

    刘章关系的决裂，就是因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发现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他看不惯，就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离间夫妻关系。何震对章太炎自然怀恨在心，经常在刘师培耳边吹枕边风。在母亲和妻子的影响下，刘师培“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意思是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赵慎修《刘师培评传》）为了彻底搞臭章太炎，何震还亲自出马，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揭发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在报纸上揭露刘师培夫妇是清政府的侦探。刘师培夫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先是将章太炎要他们和清政府官员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接着聘请日本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劝阻后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顿。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调查结果显示，是汪公权投的毒。在这种情况下，刘师培夫妇很难在东京待下去。

    刘师培将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给黄兴，严重破坏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

    刘师培死时年仅36岁，他与何震曾生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无子无女，又无亲属同住，丧事由陈独秀主持，陈钟凡、杨亮功等同学一起帮助料理后事。“一棺在室，空庭悲风，真是极身后凄凉之惨。”刘师培去世，对于当年激进、好强的何震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据柳亚子《南社纪略》：“申叔死后，志剑（何震）神经病发作，曾在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再后来就不知下落，有人说她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