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复忧郁，人生之间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他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但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在《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美学成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难以使他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他悲叹人生如“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王国维35岁后，专力于经史、古文字的考证，就是想远离现实，以期心远地自偏，有词为证：“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五分况清欢。”“弄丹铅”（即考证之事），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忧郁，少有朋友。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想之人，他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因此他抨击康有为、魏源、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行为，更厌恶以学术求官之行径，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正如梁启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

    做学问的境界

    王国维读书直透纸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是“新史学的开山”，是一个“很有科学头脑的人”。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当时的中国，通达、诚笃的旧学家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治西学的人，大都也只是想点缀一下门面。能贯串精、博，作为终身职业，更是屈指可数。

    王国维认为：凡学，无论中西，都无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欧洲为例指出，农工商业的进步，原本根源于物理、化学的勃兴。物理、化学的高深与浅显，与蒸汽、电信有何关系？动植物学与树艺、畜牧有何关系？天文学与航海、计时有何关系？心理、社会学与政治、教育又有何关系？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此状况，何况史学、文学！再从另一个方面言，对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利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

    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与无用之说，这便是王国维读书、做学问的原则，他兼收并蓄，如饥似渴地读书，成为一代学问大家。

    1907年3月，王国维携新婚继室潘丽正北上，到北京清廷学部任职，并在宣武门内的新帘子胡同租下住宅，安顿了家小。这时，王国维读书、研究的兴趣已由哲学完全转移到了文学。与以前一样，为生计，王国维必须为他人做事，每天短则二三小时，长则三四小时，而用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