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据说他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当时官费生每月的生活费100美金，他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便宜。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吴对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40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

    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作风雅，约请吴讲《红楼》，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父建常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谄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6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言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200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

    李俊清当过蒋经国20年英文秘书，他是早期吴宓的学生之一。每每回忆起吴宓，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狗两进教室的故事。那是一只毛色黄褐的大狗，大耳大眼，非常漂亮。这狗本非他家所养，是他从几个大汉追打下救出来的，正要把它捉去杀了吃。也许是感激李俊清的救命之恩吧，同他特别要好，跟前跟后，上学也去。大狗每次来校，总是卧在教室门外，或在周围空地上跑来跑去，可是也有两次意外——

    一次是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担任的英文作文课，他照例先在黑板上写出题目，用大约10分钟时间说明重点，就回系办公室，下课时由助教来收学生的作文卷子。那天陈教授讲解完了，正将走出教室，经过李俊清的座位时，忽然听得一声狗叫，原来大狗不知何时溜了进来，趴在主人椅子底下，陈福田走过，踩了它的尾巴。全班同学都停下笔来朝李俊清看，他吓得要命，心想这下完了。没料到洋派十足的陈福田不但没发脾气，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连声“Sorry”。

    再一次是上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原在教室外等候的大狗，竟偷偷溜进教室蹲坐在角落里。吴宓这时正在黑板上抄写诗句，没有注意到这位不速之客，待他写完，转过身来，发现竟有一只狗也在听他讲课，急忙走下讲台，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