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来，这座城市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过，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于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

    有一项关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总体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发现北京和广州期发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报，上海是生活服务类周报，深圳是文摘类杂志。在北京销售量最大的报刊类别是新闻类报纸，这一类别的报纸包括以《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为代表的都市报，以《参考消息》为代表的国际时政消息报，也包括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综合类周报，这一类报纸在北京，无论是进入期发量前30名的报刊种类数量，还是占前30名期发总量市场份额都明显地高于其他城市，以11种和54.35%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爱参政议政是北京人的特点，而社会生活的广泛政治化，也使这座城市形成了其独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统感”、“耻于言利”引发的服务业落后，以及强烈的门第意识，等等。天朝心态

    有人说，上海人排外，是因为他们崇洋，以“虽是土鸡生的蛋，却是洋鸡孵的蛋”为豪；燕人排外，则是因为他们媚上，以“天子脚下，舍我其谁”为荣。

    自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末民初，满汉杂处，而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正如作家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着，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鲜明。政府官吏和知识分子，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围观、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那种整体的、宏观的、战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处国家机关和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央的”信息圈之内，便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中央思维”，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顾颉刚就于1925年感慨道：“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这种天朝心态，在政治中心的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