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占领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

    希金还同周保中一起估计了回到东北后可能出现的情形：一、党中央和八路军向东北分布力量，准备迎接党中央和八路军；二、八路军被新的反动势力隔断，国民党统治东北时，准备做长期的游击战争；三、在东北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可随同红军撤退，再回苏联。

    从9月6日起，连续4天，抗联教导旅330多人分4批乘飞机分赴东北各地，抢占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在内的57座大中小城镇。

    为了抢占重点城镇，接收东北，抗联在苏联就把人员铺散开了，也就没有留下一支建制部队。

    14年抗战参加了13年的王钧老人，说：

    我这辈子有两个日子刻骨铭心，一个“九一八”事变，一个“八一五”光复。“九一八”事变是个把月后才听说的，心头咯噔一下。那时就是个十七岁的庄稼人，不懂什么，那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呀！“八一五”光复了、胜利了，那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呀！光我们6军，我们12团、3支部队，一茬茬就死了多少人哪！

    8月9号早晨，我们在广播中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了，你说什么叫“欢声雷动”、“热泪盈眶”？妈个巴子小日本，这回看我们怎么干死你！可日本都投降了，也没我们什么事。我们是东北抗联、中国军队，解放自己的祖国、家乡，应该多出力、多流血呀！当时说什么的都有。胜利来得太快，许多部署、计划都变了，对抗联这支队伍如何使用也变了几次。

    我左腿伤还没好，离不开拐棍，让我留在营地管理伤员、家属，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找这个，找那个，光李兆麟就不知道找了多少遍，让我带12个人去北安。北安是伪省会，还有克山、拜泉、通北、德都4个县，再分成4个组，每组2个人。我是北安卫戍司令部副司令，4个组长是4个县的卫戍副司令，司令都是苏联军官。

    曹曙焰老人说：

    我是勃利县卫戍副司令，我是中尉，司令是个苏军上尉，比我小一岁，脾气挺好，我们合作得挺好。他爱喝酒，有时有不同意见，又不能照他的办，我就给他弄酒喝，喝得迷迷糊糊的就忘了。有时想起来了，解释几句就行。

    回国前都发了苏联军官证书，为保密，证书上都改了姓名，我叫“张洪彬”。李兆麟原来叫“张寿篯”，这回改名换姓“李兆麟”。“过苏联”的抗联，少说改过两次，参加抗联得改吧，这回是集体改的，一下子都改了。那时我们是双重身份，既是东北抗联，又是苏联军官。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前一天，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件》，国民党政府下令让共产党军队原地驻防，不得擅自行动，它好抢夺胜利果实。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就能合理合法地开展活动，接管城市。

    有的县就派去两个人，卫戍副司令固定是抗联，有的战士还当了县长。勃利县人多，算我7个，那也不够用呀。县大队大队长、政委，还有中队长，公安局也得派人呀。勃利是老游击区，地下党和打散的抗联人员找上门来，认识的、不认识的，听几句就能明白真假，至于是不是开小差、投降、叛变过，那就得慢慢了解、调查了。在苏联就说好了，抗联要组织10万大军，跟国民党干，抢东北。那时就盼关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快点儿来，这地方我们已经占住了，八路军、新四军再从关里开过来，那就妥啦！

    卢连峰老人说，我在通河县当副司令，县城北二道街有个“德顺祥”商号，我哥的老丈人在那儿站栏柜。我说你想法捎个信，告诉我爹我妈我还活着。参加抗联打游击，常在家“巴拉”（附近）转悠，参加小部队回国侦察也路过，可哪敢回去呀，这回行了，又忙得脚跟打后脑勺。我小名叫“金福子”，“卢连峰”是参军后起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