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李桂林老人说：

    我记得是1942年7月，我们从铁力去东兴活动，走到白杨木河，看到西岸欢喜岭下有几顶帐篷，还有排红瓦房。河边有个老头钓鱼，告诉我们那是日本开拓团，去年秋天来的，40多人，大都是在乡军人，都有武器。老头说这帮东西才坏呢，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白干，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你。

    下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淋着，等天黑。老头说你们打不打呀？我们说打呀。他说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支队长朴吉松，原是6支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大队长景芳，小队长张祥，再就是安福、李绍刚和我。不光人少，朴吉松一只眼睛负伤瞎了，景芳一只独臂，还有缺手指头、脚指头的。6个人里，也就我和李绍刚零件齐全，一看还是小孩，那衣服也都剐得破狼破虎的，瞅着哪个带个架（“带架”，即像样儿）呀！

    景芳笑笑，拍拍老头肩膀，说：大叔，你今晚拉完道，就可劲儿“卖呆”吧。

    天黑后雨还下，我们摸进开拓团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拖拉机，那时叫“火犁”。大雨帮忙，岗楼漏雨，哨兵进屋躲雨了，狗也没叫。我记得是3扇窗户，6支匣子枪就响上了，然后就喊缴枪不杀。朴吉松、景芳和张祥打多少年仗了，会几句战场上用得着的日本话。刚摸到窗前时，听里面睡得直打呼噜，这下子可就鬼哭狼嚎地炸营了，一个翻译没好声地喊，别打了，投降，我们投降。朴吉松让里面点灯，把枪都扔出来。里面磨蹭一阵子，我们喊扔炸弹了，灯就亮了，噼里啪啦往窗外扔枪。打死10来个，剩下的都放了。

    接着，我们端了木兰县利东警察署，打下大贵镇，烧了石头河子警察分驻所，又打下庆安县大罗镇。打大贵镇是12个人，打大罗镇是20多，都是晚上打的。伪警察，好对付，打完了就进山。

    郝凤武老人中等个头，黑白发，有点儿耳背，一支接一支地抽石林烟。他1921年生于依兰县，1937年5月参加9军，离休前是抚顺煤矿十一厂厂长。去他家采访，老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你是东北军区的呀。

    老人说，我第一次负伤就是重伤，指导员张荣把我扛回来，有个老王头照顾我。他四十多岁，是炊事员，先在山坡上搭个窝棚，他就在旁边刨坑。两米来深的长坑，躺进去个人挺宽敞，还扒来几块挺大的桦树皮。我躺在窝棚里看着，说你鼓捣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呀？他说你别问了。后来看我死不了了，才说师长说了，小郝死了，要好好埋了，别让狼扒出来吃了。那坑就是给我挖的，桦树皮是当棺材包我的，这东西油性大，抗烂。我寻思这回没死了，下回死了还能有这待遇吗？

    老人说，参军前我在甸子里放猪，碰上葛万才和富仁山，他俩去城里侦察回来，动员我上队打日本子。我说能打过吗？他俩说能，我说行。那时什么不懂，后来明白光凭我们抗联自己，是打不过日本子，推不翻“满洲国”的。可打不过也得打。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有抗联在，就不能让它小日本、“满洲国”消停了。

    1940年12月8日，《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

    四○年敌人在战场上受的损失，比较三九年更严重，我军在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