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拿多少。

    天亮了，我们又打开粮库，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在前一天鬼子开“祝捷”大会的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徐泽民、张瑞麟先后讲话。讲我们是抗联打鬼子，不是胡子打街，号召群众抗日救国，支援抗联，当时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军。

    战斗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枪就响了10多分钟，有的还是新兵拿到枪后乐颠馅了，鼓捣响的。咱们就有个战士负伤，打死10多个敌人，包括1个参事官。缴获小炮3门，机枪5挺，步枪、手枪300多支，还有200来匹战马和全套鞍具、马刀，是敌人刚运来准备装备伪军的。

    12支队平原游击，就吃亏在速度上，游不动，跑不过敌人。像打宋站和第一次去打肇源，老天爷再不帮忙，4条腿也赶到了。宋站没打上，两条腿跟汽车轱辘赛跑。敖木台那仗，咱们要是骑兵，不是上马就蹽了吗？妈个巴子，这回咱也4条腿了，不比敌人差多少了。

    进城时是50多人，一大半拿着扎枪头子老洋炮。打下肇源城，一下子变成200多人，小日本还把枪弹军需都给准备得妥妥的。

    高玉林老人说：

    1939年铲头遍地时，屯子里来个传道的，住在我家对门，就是徐泽民。伪满有“道德会”，宣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对日伪的愚民统治有利，鬼子扶持。徐泽民跟大家伙儿混熟了，就实话实说，“道德会”变反日会。我爹是反日会的负责人，开会让我放哨。第二年12支队来了，秋天说好了，让我上队，临走又不要我了。家里少个人，我爹的身份有可能暴露，没法做地下工作了。我不干，非上队不可。我爹说算了，咱爷俩都上队吧。被分到36大队2中队，我爹是中队长，我是传令兵。

    我爹叫高云峰，念过几年书，“九一八”事变后，在肇州组织红枪会打日本。东北军有个蔡团长，把我爹那支队伍收编了，我爹在团部当副官。后来这个团垮了，就回家种地了。

    参军第一仗，就打肇源城，拿着个扎枪头子，什么不懂。跟着跑去仓库，拿枪、抓子弹，换衣服，都是伪军衣服，还有马，成骑兵了。

    当时，总部让12支队撤回山里，可领导脑瓜子热了。50多个人，一大半是扎枪头子大刀片，就打下了肇源。现在200多人，枪马齐全，就南下去打扶余县城。就没想想，80%是新兵，许多像我一样还不会使枪，骑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关键是打肇源是奇袭，里应外合，打扶余有这些条件吗？再说打肇源弄得响动这么大，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赶到离扶余不远的长春岭镇时，几路敌人上来了，我们掉头奔东北，准备进山。敌人前堵后追，大平原，汽车、马队老远就看见了，脚跟脚地撵你。我们连宿大夜地跑，那马累不行了，在肇东县宋站这边一个陈家窝棚，让敌人汽车撵上了。我爹和十几个人在后边下卡子打掩护，趴在个漫岗上的草棵子里，机枪一打，汽车停了，鬼子下车端着枪就上来了。一个鬼子站在车头旁边，用望远镜朝这边望，让我爹一枪打仰歪在驾驶室下边的踏板上。后来听老百姓讲，鬼子把雪地上的血都刮走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官。

    我趴在我爹右边，左边是个蒙古族战士，也是神枪手。那枪响得分不清个数，我爹大声喊着，让伤员撤退，让我也走。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回来又趴在那儿，用马枪向敌人射击。我没负伤，我是他的传令兵。那工夫什么死呀活的，怎么的也不能离开我爹。我爹顺过连珠枪的枪把子，照我肩膀就是几下子，说你没用，留下白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