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往草地里去，因为敌人不敢进、进不去。

    参加了长征的陆定一说过：“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门师团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夜间强行军，气温骤降，6000人冻伤，占全师团的1/3。

    才11月中旬，气温再低，能低到哪里去？零下20多摄氏度够了吧？

    五味川纯平在《战争和人》中，谈到日军如何穿防寒装：先在棉毛衫外穿上军衬衣和军衬裤（法兰绒制），再穿上军裤（呢绒的），外套（毛织）和防寒大衣（厚羊毛制成的皮大衣）。然后再穿上防寒皮套裤，膝盖以下打上防寒绑腿。脚上穿棉军袜，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头上戴防寒帽，帽子里的毛线头巾把整个头包起来。脸部遮上防鼻，这是为了保护易受冻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后，露在外面的只有两只眼睛。

    这是在中苏边境线上巡逻的日军装束，抗联没少与这类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满日军的防寒装，与抗联也不可同日而语。敌人是倾“满洲国”之力保障供给，抗联一切都靠自己解决，而且，他们没有饥饿之虞。

    即便如此，日军也不断有冻死、冻伤的，更不用说被抗联拖来拖去，在大山里麻达山了。

    据说，当年日本鬼子看到《露营之歌》，也表示钦佩。

    “冻死的人笑模悠悠的，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

    1941年12月2日，《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官兵履历表》中，林玉金，三十九岁，1939年2月入伍到6军3师保安连，担任过中队长、排长，“负伤次数及轻重”栏中“无”，“特征”栏中为“足指皆无，左小指有冻伤”。

    1939年（无月日），《张寿篯关于部队的活动情况及经费使用问题给金策的信》中说，“三月初二夜”，“王继周同志（前十一军二旅主任，五军派来的）以下六名冻死”。

    1940年2月24日，《团结给海山同志信》中说：

    在去年严冬之际敌情紧张时期，衣履不佳，饮食不周，除不得已送过江（苏维埃联邦负责同志费心代为收容救济）百名外，在两个月过程中加因为伤病饥饿，奇寒而死的四十余名。

    那时在东北，一场寒流过后，无家可归者成为街头死倒，平淡无奇。庄稼人的手，若不皴裂开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个庄稼人了。“六个爪”、“王秃瓜子”、“李坏手”、“一只耳”，是男人而被称为“×小脚”，残废了，这才算得上冻伤的。而各地游击队从成立之日起，这类外号就不断地取代着一些人的名字。

    秋风起，在抓紧整治“时令病”的同时，防冻伤教育也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冻伤主要发生在行军、作战期间，特别是打伏击时。土生土长的都有一套防寒经验，对于像彭施鲁这样的，开头就得特别关照些。同时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别人破烂，就得说明理由。偶尔打次小宿，溅上火星子烧些窟窿眼子，或是抽烟不小心烧了一块，就要受到批评。再烧，就会受处罚，通常是罚站、打军棍。

    1938年前，冬棉夏单，各军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冻死的，不多。之后就越来越多了，也不罚站、打军棍了——都成“野人”了，罚谁呀？

    离休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总务长的李桂林老人，黑龙江省肇州县人，1940年8月参加3路军12支队36大队，没有任何过渡，离开家门，上队就开始“打火堆”。

    飘第一场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听到“打火堆”三个字，就趴那一层薄雪的地上不想动弹了。大队长景芳，细高个，一脸黑胡碴子，一只胳膊负伤锯掉了，一只独臂将李桂林薅起来，吼着让他去弄树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