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敌手把点粮食抢到手了，出个叛徒不用说了，野猪、狗熊也来偷盗。你藏在什么地方，它们都能找到，连吃带糟蹋。2路军、3路军精心保存的一些文件，有的用油布包着藏在山洞里，有的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也被拱得一塌糊涂。

    自然，它们也给抗联官兵提供了美味。

    北满、吉东密营的藏粮处，大都设置“地枪”，而且几乎都有斩获。把只步枪隐藏固定在较高地面上，抢托握把处安个小铁环，把根细铁丝拴在扳机上，向后穿过铁环，再向前拉过去，像绊马索似的绑在枪口对面的树干上，野兽经过绊上，枪就响了。

    周保中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宋副官、殷庆祥击毙盗粮食之野熊重三百斤。”13日又说：“行军途中射杀黑熊一只，五枪皆中，屡仆屡起故也。”

    1941年1月4日，《边风翔、周云峰等给张寿篯的信》中说：“上次出发曾打来野猪十八口，肉约在数千斤，现在尚有一千八百来斤在八道梁子地方插着。”

    曹曙焰老人说，1933年下过头场雪，不知道为什么，山里野兽都下来了，老虎、野猪、熊瞎子、狼、鹿、狍子，还有田鼠，在梨树镇街里大摇大摆，横晃，不咬人，也不打架，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这是听人说的。亲眼见的，狍子、野猪一群群的。1937冬在密山五道沟，我见过一群几百只野猪，雪崩海啸似的跑过来，吓得我们几个人赶紧往树上爬，不然就让它们踩扁踏烂了。狍子好打，傻，“棒打狍子”嘛，何况枪了。山里、平原蚂蚁窝像坟包似的，有的比人还高，熊瞎子坐那儿吃得吧唧吧唧的。打熊瞎子得小心点儿，一枪没打着，或是打伤了，它恼了，有口气就跟你拼命。大野猪最难打。这东西总爱往树上蹭，蹭一身松树油子，叫“挂甲”，厚厚一层，真像铠甲似的。子弹稍微偏点儿，把它打个趔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