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荣华富贵。

    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杀鸡骇猴——凌升之死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伪兴安北省省长等人赴日本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不高兴了，责问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说我们是来参观风景和名胜古迹的，不是来参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日本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路过满洲里，凌升和日本驻满洲里领事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发现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领事，拒不入席。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领事应该坐主席。凌升说，我是省长，客人到了我管辖的地面，这主席就是我的。领事无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达斡尔族，“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其父贵福，是位实力派人物，清朝后期执掌呼伦贝尔大权，在草原绿洲海拉尔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贵福一门把忠诚献给溥仪。听说溥仪到了旅顺，凌升即跑去“迎銮”，参加策划“建国活动”。父子俩私下称清朝为“前清”，“满洲国”为“后清”，就有点儿不承认“满洲国”的味道。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均着清朝官服。

    像郑孝胥、熙洽一样，他们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借助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不但大清朝没能复辟，他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也沦为奴才了。

    侵略者对蒙古族采取类似朝鲜族的政策，迅速同化。伪兴安军的口令、命令、公文、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一律强制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即使蒙古官员之间，也要说日语。重点学校和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完全用日语授课。这就使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凌升，尤其难以忍受。这人是个直性子、急脾气，平时沾火就着，这回就在伪蒙政部会议上嗒嗒嗒一阵扫射。

    这一天是3月几号无从查考。凌升去“新京”开完会，回到海拉尔是27日，下火车即被日本宪兵逮捕，不到一个月即被处死。同时被枪毙的，还有他的胞弟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妹夫春德（伪警务厅长）和他的秘书官华霖泰。另有几个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后来大都死于狱中。

    罪名是“通苏”。

    1935年后，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日军始终未占到便宜。为遮羞，驻海拉尔骑兵联队长笠井扬言有人通苏，在国境附近逮捕所谓嫌疑分子，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