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赵尚志是“个人英雄主义”、“左倾浮夸”、“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

    从冰天雪地的“民族祖国”，来到春暖花开的“阶级祖国”，见到了“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他所代表的北满党被扣上这么多帽子，朱新阳蒙了，如何能不承认错误？可他并不明白错在哪里，像抗日反满怎么就能不并提呢？无论如何也掰扯不开，别不过这个劲儿。

    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让他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问是我一个人回去，还是同别人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你一个。朱新阳说我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就让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

    如果会后即派个人，或者哪怕写封信，派个交通员送到北满，省执委扩大会可能就不开了，或者就是另一种内容、另一种结果了，后来的事情自然也能简单些。可1937年春发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让北满党翘首以盼的事情的结果，却是到此就拉倒了，画上句号了。

    有些时候，无论怎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可能因一点儿貌似不起眼的疏漏而改变历史。而这里表现出来的，从客观效果上看，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容忍的、连小孩过家家都赶不上的官衙式的轻视、轻浮和漠不关心。

    无论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处理，北满党和抗联的这等大事，在他们眼里怎么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无论怎样百思难解，这都是他们咳都未咳嗽一声，就把浴血奋战的三万抗联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里，夹起皮包走人的一个注脚。

    省执委扩大会结束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了。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后，没有比七七事变再大、再具影响力的事变了。《义勇军进行曲》早就吼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则要加上个“更”字，或者再来个“最”字。具体到这片已经抗战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费解的“大事变”，一些人觉得有了结论、答案了。5月，关东军称赞伪军“素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现在已经能独立担任讨伐，去年年末他们在东边道的讨伐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两个月后就给了关东军一个耳光的，仿佛还印证了“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正确性”的事实，是许多伪军哗变，掀起一个小高潮。形势变化就像个万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装都能明显感觉得到的，则是日伪当局越发加强了“治标”、“治本”的“讨伐”力度，半年后就开始了十四年抗战中的最艰难的时期。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认为目前的中日战争会继续扩大，关内不能很快地直接援助东北，东北抗战将走向艰苦的阶段。东北党和各军之间，争取意识统一、行动统一，“毫不依赖的，克服自己前进中一切困难，冲破今年度‘日贼大“讨伐”’准备明年工作基础，同时丝毫未放弃准备大事变的工作”。

    这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后，日寇将“讨伐”重点从南满转到北满的伪三江省，着手三江“特别大讨伐”。这是“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都是秋冬季进行的“大讨伐”，这次还是青枝绿叶的夏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抗日联军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讨伐”。

    11月26日，在紧张的反“讨伐”战斗中，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信，“希望远东军司令部予以正确之指导及协助”：

    我们夺获日寇轻重掷弹筒多次，该种武器在游击战争中携带极为便利，但缺乏炸弹，缴获日寇新式重机关枪数次，子弹亦缺乏（满军及民间都没有该种子弹），联珠枪子弹现已无处缴取或购买（而且我们枪支中连珠枪占相当多的数量，约在三分之一），我们对于化学战备常识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