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到哪儿都有“办事处”，有问题就说“找办事处”。应该说，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尽职尽责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级军事机关。几个军抽人凑起来的临时单位，你说能有多大权威？在一些人眼里，那办事处负责人是哪个军的，那胳膊肘就向哪个军拐了，更不用说有人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了。有的办事处不断改组，那事照样难办。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联军各高级干部的秘密通信》中说：

    从来下江各部队缺乏一致精神，“见利则不相让，遇战事则各不相顾”，这是革命游击斗争中极端可耻的事，而且也是极危险的事，希望同志必须根本铲出这类倾向。

    “三五军是共产党派，八军是民族派”

    1937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北满总政治部主任给三军四师军政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中，有不少的上层领袖，经过吾党的坚苦教育，及实际克服他们本身许多疑念的结果，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原有的一切复杂观点，忠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入党后即刻就表现初步忠实于党。如五军副军长柴世荣、谢文东、祁明山、于九江等等，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中最英勇指挥员。

    表面上看，对与3军的联合，谢文东好像不如李华堂热心、积极。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此前还要将队伍编入3军。笔者曾说“谢文东可不是‘瞎胡闹’”，其一这时他是抗战的，其二他在精心拨拉自己的算盘，用东北话讲是这人挺“故懂”（心眼儿多、狡猾、阴险等等）。

    南京那国民党政府指望不上，寻求苏联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苏联人不帮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么同为共产党，那边的共产党也不帮这边的共产党呀？但是，谁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败后都往那边跑，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形成气候，要抗战就不能不依附共产党，特别是他眼下这种处境、模样。而共产党的强大，还在于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这边的共产党，也就等于靠上了那边的共产党。

    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应该说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谢文东得到的无疑是最多的。不久又与李延禄联合，成立“东路指挥部”，推举李延禄为总指挥，乘机大发委任状，收编队伍。之后仍是使出浑身解数，在联军间纵横捭阖，寻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满，谢文东要依附共产党这棵大树求生存、发展，除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