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根机针，也是来之不易的宝贝呀。没事，把手包上，继续干。

    被服厂也是抗战形势的晴雨表。该忙时没活干，那就是不大好了。有时大雪飘飘，大批布料、棉花还没送上山，那人就急出满嘴泡了。

    有时呼啦啦送来一批伤员，“机器房子”被服厂就变成了医院。

    平时，密营里就是些非战斗人员。像在地方暴露、可能被抓捕的抗联家属，主要是老人、孩子。更多的是伤病员，其中包括戒大烟的人。收编的山林队，哗变的伪军，老弱病残和烟瘾大的，给路费回家了。年轻，烟瘾不大，又愿留队，就送到密营里戒烟，戒掉就归队了。

    在大山里建密营，是环境逼出来的。就说伤病员吧，有根据地时可以放在老乡家里疗养，根据地没了，怎么办？

    中医，西医，乡下的土郎中，乃至听说个什么偏方就给伤员用上了，就成了“医生”的人，各军密营多数都有个把的。其他各色人等，只要能下地帮把手的，就都算护士了，被服厂的女兵当然更是主力了。

    提起王耀均“王医官”，6军老人没有不跷大拇指的，说这人救了多少人哪。那时管医生叫“医官”。5军医官管毅，大家也是齐声称赞。可无论是管毅、王耀均这种比较正规的医生，还是那种几乎全凭胆量，拿起木匠家什就动手术截肢的“医生”，最大的难题都是缺药。

    没麻药，动手术前通常吃点大烟止痛。张瑞麟的右下颏骨被子弹打碎了，给他动手术的徐哲可是个人物，正儿八经的哈尔滨医学学校毕业，后来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那也没辙，连大烟也没有。先在腮帮子里外清除些烂肉，再由人帮着把伤口挤压合到一起，用缝衣服的针线就缝开了。那时动个手术，几个棒小伙子按着，像杀猪似的。这又不像锯条腿，想哼一声都不行，一口牙没几颗了，想咬牙也不成，就那么硬憋着、挺着。

    也是1军，1师3团9连1排8号战士李成才，右手被子弹打了个双眼透，送去医院，6个伤员只有1贴膏药。

    2军6师军需部朴部长，左脚负伤，送去密营住院，没医生，也没药。眼瞅着伤口溃烂，一天天蔓延，大家“会诊”，一致意见是得把脚锯掉。六十多岁的8团4连老兵老崔头，找来把锯，比划一阵子摇摇头。不知从哪儿弄个罐头盒子，花半天工夫做了把锯，“嘎吱嘎吱”就锯上了，活生生“嘎吱”了两个多钟头。

    如今戒毒，有专门的戒毒所。那时戒烟什么没有，就是让你在密营里待着，远离毒品，硬憋死抗，憋抗过去就算成功了。伤病员所谓住院，主要就是免除了行军打仗，能够休养、将养。营养谈不上，反正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是了——这还是1938年前。

    曾当过半年服装厂厂长的曹曙焰老人说，偏方治大病，那时光治枪伤的偏方就多了。像老倭瓜瓤子糊伤口能止血止痛，把串地龙根子煮了捣烂能治伤，老鸹眼树皮效果最好。这东西山上有的是，扒了熬成膏，糊上就行。连队干部战士用嘴嚼烂了糊上，轻来轻去的自己就“扎古”（治疗）了。

    老人们都说，那时打仗，缴到好枪最高兴了，再就是药。打进个镇子，日伪的医院、药店里的药全部没收，中国人的赶紧拿钱买。

    主要还得就地取材，靠中草药。开头没几个人认识，后来都行了，有空就出去采集，回来就捣呀熬的，成半个土郎中了。

    1935年8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信》中说：

    二、三军如缺医生时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会熬膏药的，该膏药治枪伤很有把握，且价钱不贵，他们用时可派去专熬膏药。

    1934年12月，《张同志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病院二伴子，苦的要命，自己做医生，自己作伙夫，自己作院长，夜间睡在木柴堆上，